中新网4月1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日刊出一名中国媒体人的文章，讲述了其所亲历的中国藏区发展实况。文章认为，比较一下各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中国的对藏政策的确很宽容、很厚道。
文章摘录如下：
当中国的西藏问题引起世界关注，且中外有截然不同解读之时，作为亲历藏族地区发展的人，不妨用亲身经历讲述一下真实的故事。
西藏问题，说到底是中国的藏族政策问题，那么一个藏族乡的变化，可以折射出政策的原貌。
笔者出生于一个藏族乡——祁青，位于青藏高原东部大山里，大比例尺的地图上方可看到，行政区划上隶属甘肃省肃南县。那里是甘肃和青海的交界处，童年放羊时经常站在省界上向西遥望，用藏语与偶遇的藏族牧羊人闲聊。后来知道，青海、西藏的生活和发展实况和我们一样。再后来，在英国电视上听到达赖喇嘛指责中国的藏族政策，笔者只能摇头叹息：“离藏区的现实太遥远。”
笔者在文革开始那年出生，接生婆是一位藏族阿妈。在那个乡，我家是唯一的汉族，其余都是藏族，所以我家是“少数民族”。童年分不清藏族和汉族，眼中的父母亲就是“放羊的”，和别人没什么差别。
在改革开放前的藏区，没有贫富差距，大家都在平静地放羊、放牛、放马、放骆驼。虽说生活艰苦，但幸运的是从未发生过饿死人的事。
上世纪70年代初邓小平复出，着手搞建设，地质队便进山勘探矿物，我们见到了汽车和钻机，知道了“王铁人”王进喜挥舞的“大吊钳”是什么样子。不过他们走后留下的故事是关于西瓜：有位藏族同胞从地质队买得一个西瓜，不知怎么吃，便像吃“手抓羊肉”一样煮着吃。
草原发生巨大变化 1978年底，父亲获平反，恢复公职，到县城上班去了。那时我们知道父亲的一些经历，知道了大学、大学生，知道了《人民文学》、《收获》杂志，知道县城不是最大的地方。我们同样知道“牧区的幸运”：那里的小学、初中聚集着一些家庭成份不好但相当优秀的老师，一直在上课、考试，从没因政治运动而停过课，这是中国很多大城市都没有的“幸运”。
改革开放之风很快吹到藏乡，“公社”改成了乡，羊群分到人家，上大学、中专成为每个家庭的荣耀。我家随父亲走出了藏乡，告别草原，不过儿时的朋友也都走出山上学。那时最令人羡慕的政策是，藏族孩子上大学、中专，考分有优惠。笔者在成都读大学时，很羡慕来自同一个县城的藏族大学生，他不仅学费全免，而且还获得政府发给的生活补助。
上世纪80年代，笔者高中毕业后返回祁青一看，变化着实很大。过去放羊是靠两条腿，现在连马都不骑了，而是骑着摩托车放牧；过去牧场转移是靠骆驼搬家，现在则是汽车。过去一年很少吃到的肉，现在天天可吃。一些过去的相识甚至都不用放羊了，而是雇人放牧，自己则经营肉类销售。
除了藏乡生活的巨变，另一个变化是宗教自由，草原上有了色彩斑斓的经幡，飘扬在帐篷或山顶上。我儿时的一个朋友，就到青海的寺院去学习当喇嘛，后来回到家乡，却愿当藏语老师。而另一个儿时伙伴是中学老师，母亲则到祁连山外的文殊山经营一座寺庙。那里是藏传佛教的胜地，改革开放后渐渐恢复昔日的香火，建造了很多藏族寺庙，靠旅游就能生活得很好。
对藏政策的确很宽容 多年未回儿时生活的藏乡，对藏区发展的关注却在深入。上世纪90年代，笔者赴英国游学多年，在电视台上看到达赖喇嘛用英文接受采访。说到西藏的宗教自由和生活状态，给人的感觉是，他与现实脱节，还停留在解放前。
比较一下各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中国的政策的确很宽容、很厚道。在教育、就业、民族自治和经济援助上，没有几个国家比中国做得更好，不仅平等，而且优惠。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人，在提拔和升级上都处劣势，这与西方人所谓的“汉化”完全相反。
身边的一些人和事也许能更好地说明这一切。一个儿时的伙伴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到拉萨工作，成了小有名气的诗人。他的诗句经常让人怀想草原上的往事和豪放。而笔者的大哥从藏乡走出，又返回祁青，在新开发的工业园区工作，经常打电话讲讲30年前我们一同放羊的人家现在生活得如何，几乎都是好消息。
而亲侄子则和一名藏族姑娘成婚生子，孩子没有汉族名，只有藏族名，他现在在甘肃的藏传佛教旅游胜地马蹄寺上班。另一个正在重庆上大学的亲侄子，去年奥运前夕和同学骑自行车从成都到达拉萨，沿途宣扬环境保护知识。
2006年，笔者去四川阿坝藏区采访，那里的藏族孩子是中国最早实行义务教育的地方，学费、生活费全免，老师们担心的不是孩子上不起学了。一路上，仅深圳市援建的学校就有6所，数百个深圳家庭参与到“一对一”助学活动中，资助藏族儿童读完大学为止。
这是笔者所亲身经历的藏族地区发展的真实情况，虽然不是全貌，但却完全真实。达赖喇嘛说西藏及藏族地区已变成“人间地狱”，他实在是太不了解现在的藏区了。(作者：陈冰中国资深媒体人)
(责任编辑：张庆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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