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会为金融监管带来哪些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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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辛红

　　“不要穿西装上班，为安全起见，最好低调着装。”备受关注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简称G20峰会)在伦敦召开之际，很多伦敦的金融业“白领”得到公司这样的建议。

　　在金融危机致很多人失业的背景下，金融行业高管的巨额薪酬自然格外引人关注，据悉，此次G20峰会除了高管薪酬外，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贸易保护、改革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都是会议重要议题。

　　而在峰会召开之前，这次峰会将为金融监管带来什么，金融危机为我国的金融监管带来哪些教训，记者邀请了中国社科院金融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胡滨、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进行探讨。

　　加强金融衍生品监管是监管体系完善的重点

　　记者：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在全世界蔓延，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思。此次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是改革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那么，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有哪些弊端，应该如何改革，哪些方面容易形成共识？

　　胡滨：金融危机之所以快速蔓延，充分暴露出部分国家在金融监管理念、体制及国际合作等多方面的问题：过于迷信市场的力量；产品能够在全世界跨境交易，但监管却没有全球统一的标准。

　　我们知道，在现行监管模式下，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和传统金融产品有着较为严格的监管，而类银行金融机构和场外金融产品受到的监管较为松散甚至缺失。这样，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和不同的产品面临不同的监管规则和制度，标准的缺位很容易产生套利，并扩大风险，因此应该消除监管壁垒，统一监管标准。

　　另外，一些国际组织在监管全球资本流动上的作用有限，对于危机并没有早期预警机制，也没有很好的危机处理机制，这需要改革，也需要各国监管机构建立合作机制。

　　郭田勇：监管缺失是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这就像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出现卖假药的一样。当卖假药的人不受监管的时候，那就没有人去做真药，卖假药赚的钱就多。金融危机体现的问题是金融衍生品等复杂的金融交易形成了监管的真空。

　　我认为，此次峰会上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比较容易达成共识，首先是监管的持续性和有效性，特别是金融衍生品领域的监管应该跟得上，这也是未来监管需要完善的重点。

　　其次，正像央行行长周小川最近连发三篇文章中的第三篇所讲的，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价不能只看自身风险，还要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这也将是未来监管体系需要完善的地方。

　　具体到衍生品该如何监管上，虽然各国发展程度不一，但对同领域的衍生品，必须有专门的机构或者专门的人来监管。此外，要把监管政策的持续性有效性与金融机构的内控相结合。

　　未来能不能通过各种措施打造稳健而又富有效率的国际金融体系，是我们能不能走出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重新走向复苏的关键所在。

　　弥补立法空白加强金融监管后评估

　　记者：有人认为，美国的危机处置方案带有根本性缺陷，缺乏通盘的设计，政策出台顺序也缺乏科学安排，处置方案带来了新的危机。那么，这场危机给我国的金融监管带来什么？

　　胡滨：美国是过度创新，我们恰恰相反，金融衍生品市场并不发达，金融立法对金融机构的创新权力限制过严。我认为，这场危机带来的是“变”与“不变”。

　　“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金融领域的重要规则存在立法空白，需要弥补。比如存款保险制度，经过近10年的研究酝酿仍未能建立，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逐步深入和金融管制的逐步放松，一个确保金融安全体系以抵御金融危机的存款保险制度越来越有必要。再如《金融机构破产条例》也急需出台，私募基金、产业基金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中已经大量存在，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应的法律进行规范。

　　二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和配合，加大创新的支持力度，同时规避风险。市场化仍然是金融领域最主要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必须清醒。在鼓励金融创新和市场机制的同时，应该加强覆盖所有类型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体制，提高市场透明度，不能因噎废食。

　　三是加强金融监管和立法的后评估。我们以往的监管措施是否有效、科学，应该进行评估。同时对监管部门也应该监管，有所评估。

　　“不变”的主要是指我们在坚持市场化发展，坚持行政放权，以市场为主导的大方向的同时，还要坚持明晰金融产权、加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推进金融市场自由，并加强金融产权保护，完善合同的履行机制，以及公正的司法制度。

　　郭田勇：两点教训：第一，金融机构的创新一定要和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风险管理水平相匹配。创新的同时，机构本身要有一套内控措施和风险管理措施。

　　第二，作为监管机构，需要对“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体制进行反思，看是否有监管的盲点和盲区，是否会导致监管重复，从而牺牲金融业发展的效率，或者出现监管真空，形成风险隐患。如何适应金融创新而进行改进，是急需面对的问题。尤其要注意明晰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责任，并通过制度的形式加强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

　　高管薪酬必须考虑非市场因素

　　记者：最近，金融行业的薪酬是大家关注的重点。据悉，财政部等部门已制定了相关管理办法，有消息称，目前又确定由中纪委来牵头对高管薪酬予以规范，金融行业的高管到底该拿多少薪酬？

　　胡滨：忽略金融机构的激励约束机制的监管，这也是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训。高管该拿多少薪酬，首先要明确金融机构的产权结构，确定产权人，才能确定谁有发言权。其次，金融机构必须履行社会责任，考虑金融危机的影响，确定相适应的薪酬。

　　对于有的国有银行认为自己是完全按业绩确定薪酬的说法，必须考虑到业绩的取得并不完全是市场决定的，而与其垄断地位有关。

　　郭田勇：薪酬不能不管。美国金融创新之所以过度超前，与华尔街的收入激励机制有关，投资银行家更喜欢获得短期利益。他们设计复杂的金融产品，让外行看不懂，包装得令人眼花缭乱，把风险掩盖，包括评级机构都被它蒙住了，这样他可以卖掉产品从而很大程度地获利。

　　国内一些银行高管的薪酬过高，不排除是自我膨胀的结果。目前中国银行业尚未全部放开，对于非充分竞争的行业，政府应该限制高管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