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列车轰隆隆地前行着，充满了熙熙攘攘拥挤的人群。有的人是只负责观看风景的普通乘客，命运的方向不由他过问；有的人扮演的是列车员的角色，在时代的大环境下，作为先锋，引领着这辆列车的前进。
爱玲，便是后者。
1942年，爱玲和炎樱回到了上海，仿佛在上海，也只有上海，才是她上演人生大戏和好戏的舞台。对于在港大没有毕业，爱玲一直耿耿于怀，也只能转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继续深造，为的是“至少拿张毕业文凭”。弟弟张子静很高兴，因为他也准备报考，姐弟俩终于可以在同一所学校碰面了。可是，由于经济上的窘迫，学费无从着落，子静记得姐姐“叹了一口气”。
回到上海，爱玲投奔了姑姑，住在郝德路192号的爱丁顿公寓。姑姑虽然继承了不少遗产，一度生活阔绰，可是因为投资股票，恰逢时局动荡，一下破产了。即便是靠在洋行、电台里打几份工，也只能照顾自己的温饱，却无力再顾及爱玲的学费和生活费。于是，便告诉爱玲，当时她的父母协议离婚的时候，约定她以后的教育费用由父亲承担，而爱玲港大三年的学费全部由母亲出，现在应该由父亲承担了。可是，爱玲始终觉得拉不下面子，那个父亲，以及他的家，自己曾经发誓是不打算再理会了的，4年期间，父女情分已然了断，如今放下自尊突然管父亲拿钱，仿佛是在一间暗无天日的屋子里找到一个出口那么艰难。张子静回到家后，趁后母不在家的机会，向父亲简要介绍了姐姐的窘境，张廷重听罢，立刻陷入了沉思，可能不是心疼钱，只是在犹疑和女儿见面是不是觉得很尴尬，毕竟对于女儿离家出走之事他也始终耿耿于怀。不过，考虑片刻，他到底还是对儿子说：“你叫她来吧。”过了几日，爱玲终于见到了阔别4年之久的父亲，不过不再是那幢逃走的别墅，而是在另外一幢小洋房。爱玲后来在小说《怨女》中对于衰落的父亲，做了更为生动的描绘：“到底清朝亡了国了，说得上家仇国恨，托庇在外国租界上，二十年来内地老不太平，亲戚见了面就抱怨田上的钱来不了，做生意外行，蚀不起，又不像做官一本万利，总觉得不值得。政界当然不行，成了投降资本，败坏家声……守着两个死钱过日子，只有出没有进。”
爱玲与父亲在相隔4年后重新见面了，双方有些物是人非的沧桑之感，彼此都有些陌生，只是简单地把自己的学习计划向父亲说了说，便无二话。父亲也没多说什么。“学费我叫你弟弟送去。”十分钟的短短会面，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以至于横亘在父女心中的那份心结，始终没有机会打开。张子静回忆说：“那是姊姊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也是最后一次离开。此后她和我父亲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不过，学费总算拿到手了，爱玲转学进入了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学习，子静也进入了经济系一年级。不久，炎樱也转学到了这里，两人继续着港大时期的友谊，形影不离。然而，这份简单的快乐，没有延续多长时日，便宣告结束了。虽然学费已经解决了，可是母亲自1939年去新加坡后，已经杳无音讯。倔犟的爱玲，又不想成为姑姑的负担，哪怕她算是自己最亲的人，也不想让姑姑的生活雪上加霜。实际上，从父亲家里逃出的那一天开始，爱玲就放弃了继承张家的财产，或者嫁入豪门依靠一个自己或许根本不爱的男人过着体面光鲜生活的机会，似乎受到母亲、姑姑潜移默化的影响，她也决计走上职业女性的道路，用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用自己的脚，丈量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么阔远。
于是，坚持了两个月不到，爱玲又辍学了。子静跑去劝说姐姐去当老师或者编辑，都被爱玲否决了，她觉得自己性格内向，更不善于表达自己，越来越孤傲不群，反正，她早有自己的安排，宽慰弟弟说：“我替报馆写稿就好。这阵子我写稿也赚了些稿费。”
1942年，窘迫的境遇并没有把爱玲推向生活的地狱，反而为她打开了一扇门，一扇通往新世纪，前途无限光明的大门。两年之后，上海最为耀眼璀璨的一颗文学新星冉冉升起了。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责任编辑：廖恒)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