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不少路名都是由大陆移植而来，像图中武昌街路标，恰在很“台”的“鸭肉扁”店招牌旁边。
台湾饮食已融合大江南北口味，还不时创新，图中同一个招牌包含四川牛肉面、日式红烧肉拉面、台味鲁肉饭以及北方水饺。
中新网4月8日电据台湾《联合报》报道，随着两岸故宫合作，分隔60年的雍正文物终于将在台北相会。这迟来的重逢，其实有许多文化在前铺路：自1949年至今，台湾与大陆文化从冲撞、压抑、激荡到渐次融合，早已混血出新的品种，丰富了各自的文化，也为彼此搭起理解的桥梁。
光是戏曲，两地就交融出多样面貌。
台湾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所长林谷芳指出，早在日本殖民时期，台湾戏曲界就和大陆同业来往频繁，小西园掌中剧团的武场，就是用京剧锣鼓；京剧的唱腔、武打、身段，更丰厚了歌仔戏底子。许多大陆人擅长的杂耍、功夫，也在来台后成了歌仔戏之宝，明华园台柱孙翠凤的爸爸孙贵便是其一。
文化混血 烧饼儿俺想你 昆曲也在台湾巧思下，在两岸掀起年轻新浪潮。“若没有台湾，昆曲绝对作不出白先勇的牡丹亭。”林谷芳指出，移民社会特有的包容性，让台湾独具一种细致幽微的生命情境，正是此含蓄之美，成就了新版牡丹亭的精致视觉。
1949年后，在国民党当局政策教化下，对大陆文化的乡愁在台湾产生奇妙混血。东吴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刘维公笑说，上世纪70、80年代盛行的校园民歌如《龙的传人》，不少人高唱着自己从未去过的长江、黄河，后来民歌在大陆广受欢迎，描述台湾本土景致的“外婆的澎湖湾”，倒成了大陆客最想看的景点之一。
80年代末本土口号渐兴，文化选择改由市场机制决定。不论是以民间社会为背景的《人间条件》，或是以眷村为主的《宝岛一村》、《光阴的故事》，都叫好叫座，观众也不限于单一族群，显现文化混血经验已稀松平常。
早期被压抑的其它语言，也和“国语”(普通话)交织出台湾特色。刘维公举例，“熊熊”(闽南语：突然)、“撩落去”(冲下去)、乃至结合“客家国语”和“闽南国语”的“粉口爱”，已几乎人人爱用。而台湾女生爱用语助词、说话娇滴滴，也在大陆掀起流行。
“台湾和大陆相互的文化创新，绝对是好事，来来去去才有新东西。”刘维公认为，如建筑师登琨艳所说，“该接枝出新品种，不用竞争，而是竞合。”
岛内最近热播的肯德基早餐广告似乎正是启示：油条喊着“烧饼儿，俺好想你”，却见烧饼已夹入西方口味的薯泥、生菜。当全球化的混血来势汹汹，两岸文化的混搭更擦出奇妙火花。
大江南北菜 拼出团圆饭 6岁时，詹宏志从基隆搬到草屯，离“台湾省政府”所在地中兴新村不远。不久后，他的两位阿姨也嫁进了中兴新村。现在回想起来，1949年所带来的文化差异与融合，詹宏志是在童年的餐桌上慢慢察觉的。
作家、出版人詹宏志的父母都是所谓本省人，父亲是矿坑工程师，工作之故认识不少外省朋友。詹宏志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带板鸭、腊肉等外省食物回来，母亲却不知道该怎么弄，“难吃得不得了”。一直到三姨丈、四姨丈出现，他才发现外省食物的美味。
詹宏志有六位阿姨，婚事都由他的母亲一手操办。詹妈妈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在本省、外省通婚还得面对社会压力的年代，为两个妹妹安排相亲对象时，特意挑了在“省政府”担任公务员的外省人。
詹宏志说，母亲认为这些外省人知书达礼，安分守己，他们孑然一身来台，没有公婆亲戚的家累，又特别珍惜婚姻。事实证明，阿姨婚姻非常幸福。
两位外省姨丈的加入，扩张了詹家餐桌的“版图”。多年单身，他们烧了一手好菜，一位是山东人长于面食、一是河北人善于组合大江南北菜。母亲、阿姨也在餐桌上较劲，“过年时，各种好吃的东西一起出炉。”
他记得，三姨丈手劲大，自己揉面做的馒头扎实饱满又清甜耐嚼，四姨丈则发明三色水饺，用胡萝卜、韭菜和白菜做馅。
詹宏志原本习惯吃油面，开始学姨丈吃白面条，母亲搞不定的腊肉，也变成香喷喷的蒜苗炒腊肉。两种文化在餐桌上的碰撞、交流，在他的回忆中一直是很欢乐的事。
川味牛肉面 融入当地味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在短短数年内，同时涌入如此大量且多元的菜色，几乎当年大陆35个行省口味全到齐，这只有在台湾。
“中国饮食文化基金会”主任张玉欣指出，1662年到1683年是闽菜移入时期，但当时台湾上流社会已能吃到大陆各省精华菜色；1946到1952年间，近200万人的外省移民，使得台湾岛民的饮食产生巨变。
酷爱美食的已故历史学者逯耀东曾描述，上世纪50年代初期，台北中华商场集合大陆南北小吃：北京冰镇酸梅汤、窝窝头、天津麻花、四川红油抄手、云南过桥米线、山西刀削面、湖南腊肉、上海油豆腐细粉、广东蚝油捞面、苏州蟹壳黄、生煎馒头，还有山东硬火烧都相继出现。
至今台湾的小馆子里，还能同时见到不同省分的宫保鸡丁、左宗棠鸡与北京烤鸭出现在同张菜单上。川味牛肉面与“眷村菜”，可说是在这独特时空背景下特有的产物。
逯耀东等人认为，早年台湾人务农，不吃牛肉，自然也无牛肉面，迁台老兵把牛肉卖给肉贩，内脏杂碎留下来煮成一锅，下个面条就成了阳春版的牛肉面。冈山的四川军眷仿郫县豆瓣酱制成冈山辣豆瓣酱，成了川味牛肉面不可或缺的一味。
台湾的菜色除了多元的特色，也有与当地食材结合的新风貌。如欣叶台菜行政主厨陈渭南提到，台式佛跳墙加入了常见的芋头，煮至融于汤、化无形，异于闽式与粤式。台版“酸菜白肉锅”还会加入海鲜，异于东北人吃法。
也正因此，丰富可口的美食小吃如今成为招徕大陆游客的一道招牌。
重迭地图 台北成为小中国 与美食一样引发陆客惊叹的是地名。去年开放大陆赴台游，许多人首次踏上台北，陌生中却带着熟悉。因为台北市街名如温州街、通化街、西藏路……竟多是由神州移植而来。
地图象征权力。建筑学者李干朗表示，1947年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第一件事就是将台北街道名从日本名改为中国名。
决定改名大事的是一位上海工程师郑定邦。当时台北市范围大概是今天的大同、中山、大安、万华和松山区。郑定邦曾向李干朗透露，他是将一张中国地图盖在台北地图上，中轴线对准中山南北路，再将地图上的中国大陆地名填上台北街道。
李干朗说，一头是日本神社(圆山)、一头是总督府的中山南北路，是日据时期皇族参拜神社的主要道路，也是当时最重要大道，被选作“台北地图，中国街名”的中轴线。
新的街道名和其在中国的地理位置相对应。如伊通街在台北市的东北方，温州、潮州街在南方，西藏、成都路、桂林路就在西南方。熟悉中国地图的人，看到街道名，就能辨别方位。
也有少数街道以人物命名，如林森(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路。李干朗透露，忠孝东西路原名“中正路”，30多年前被迫分段，为了怕“伟人”被切成六段，迅速改名。
李干朗说，郑定邦来自上海，上海街道也有以中国城市命名的传统(如福州路)，他可能是依循家乡传统。
他还说，包括台南、嘉义、高雄等城市，都有大陆地名命名的街道。
客闽人爱外省菜 外省人懂闽南语 60年如白驹过隙，尽管民进党执政期间不断挑拨，但难阻岛内不同族群渐次融合的大势。《联合报》民意调查发现，外省及客家民众大半都会说闽南语，民众对于人际接触中的省籍敏感度也降低，自认能分辨新朋友族群的比率，较20年前少了30个百分点。
调查发现，对于刚认识的朋友，半数民众自认无法分辨他们的省籍，只有四成六觉得有把握。对照1990年调查，有高达七成六民众自认能够准确判断新朋友的族群背景，少了30个百分点。
目前闽南籍民众仅一成完全不懂“国语”，40岁以下年轻闽南人，自认“国语”流利的比率甚至高过闽南语流利者，语言被同化程度甚高。调查也发现，客家籍与外省籍民众各只有一成一与一成九完全不懂闽南语。这显示，闽南语在生活中具有使用上的自然优势，使客家及外省族群也不得不学习，语言高度融合。
从饮食习惯来说，调查显示，不论闽南或是客家籍民众，都有六成左右自认爱吃外省菜，约有两成不排斥。相对来说，外省籍民众则是八成五喜欢本土菜，8%不排斥。跨族群的饮食欣赏与包容，又成了台湾族群文化融合的另一例证。
(责任编辑：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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