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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公子”之张伯驹:变卖家产阻文物流失

年轻时的张伯驹 翻拍资料照片

  世事变幻,充满着偶然。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动荡不已,如果没有张伯驹其人,《平复帖》、《游春图》等国宝很可能落入无知之人手中,得不到珍惜,更可能流落国外,成为中国文化的又一段伤痛。那个年代,不知道多少国宝遭遇这样的命运。

  说起来,张伯驹与国宝的缘分,有很多的偶然性,一条老规矩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促成了他与古字画的不解之缘。

  张伯驹1898年出生于项城阎楼,他的父亲是张家老六张锦芳。
作为家中的长子,他最大的可能是继承父亲的遗产,成为项城的一个乡绅,但他的命运因另外一个人而改变。在他出生前六年,张家老五张镇芳考中进士,离开家乡做了京官。张伯驹的这个伯父官运亨通,似乎无往不利,但人生不如意事常有,他的两个子女先后夭折,眼看年纪已四十开外,生子无望,传宗接代的事,令他十分苦恼。

  在传统中国,有一条不成文的老规矩:一个人若没有儿子,兄弟中儿子多的就该过继给他一个,为他传宗接代、养老送终,同时继承他的家业,可说是两全其美。当初袁世凯就过继给了他的叔父、淮军名将袁保庆,后来袁世凯科举落第,正是由于袁保庆之结拜兄弟、名将吴长庆的提携,袁世凯才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按照这个老规矩,张镇芳兄弟把目光瞄住了张伯驹。1905年,张锦芳带着儿子离开阎楼张家,远赴天津,将7岁的小伯驹过继给了张镇芳。从此,张伯驹远离家乡,成为张镇芳的儿子,一直在天津、北京、上海生活。

  张镇芳一生处于政治漩涡之中,虽然历经沉浮,但他也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关系,按照他的愿望,张伯驹最大的可能是进入军界、政界,或者金融界,但偏偏他对那些都没有兴趣,而是爱上了琴棋书画,爱上了文人雅士的调调,成为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192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爱上了古代字画,从此一发不可收。

  值得庆幸的是,在一系列的偶然之后,100多件文物因张伯驹的出现,避免了流散海外的命运。这可都是些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珍贵文物,如果它们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民族文化自豪感想不油然而生都不可能。

  爱因斯坦说:“没有侥幸这一回事,似乎最偶然的意外都是事有必至的。”为了让更多古字画留在国内,张伯驹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智力、财力,不惜卖掉家产,不惜举债,不惜被人斥为“败家子”。在很多人眼中,他成了“张大怪”。

  摆脱政治漩涡

  1905年,7岁的张伯驹离开项城老家,来到天津,成了长芦盐运使张镇芳的儿子。小伯驹眉清目秀,聪明伶俐,用浓浓的河南话叫了声“爹、娘”,张镇芳夫妻顿时眉开眼笑。在以后的日子里,文静、俊俏、懂事的张伯驹,赢得了夫妇俩的厚爱。

  不久,张镇芳就开始考虑儿子的教育问题。当时科举考试刚刚废除,新式学堂匆匆兴起,张镇芳大量捐款兴办新学,但对自己的儿子,他仍愿沿用旧式家塾教育,请来名师为张伯驹启蒙。

  “学须静,才须学;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行义要强,受谏要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张伯驹流畅地背诵《增广贤文》,让老师大为惊叹。私塾教育,本从《三字经》、《千字文》等学起,小伯驹记忆力惊人,几乎过目成诵,老师看到他聪颖异常,又特意增加了《朱子治家格言》等书,但他仍很轻松。这位塾师不由得对张镇芳赞道:“此子聪慧过人,日后必成大器!”张镇芳听后,心中大悦,对儿子的培养更加上心。到了9岁,张伯驹已能写诗,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一时赢得“神童”之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时袁世凯的家属多在项城,传闻有人欲对他们不利,袁世凯即命全家分批迁居天津,将诸子教育之事托付给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及亲戚张镇芳。袁之四子克端、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八子克轸都进入新学书院读书。这是一所完全按照牛津大学模式创办的新型学校,袁世凯曾为之捐巨款。为了获得与袁世凯的儿子亲近的机会,张镇芳让张伯驹走出私塾,进入新学书院,与袁氏诸子成了同学。日后,他们真的成了很好的朋友。虽然随着袁世凯的倒台,这种关系政治潜力全无,不过,张伯驹的收藏及名士生涯与诸袁大有关联。

  张镇芳为儿子做的铺垫不止这一桩。像今天的父母一样,眼看儿子年纪渐长,为他的前途考虑,需要选择一个有潜力的“专业”方向。身在政界高层,张镇芳敏锐地看到,在乱世之中,军权高于一切,军界是当时最佳就业领域。于是他为儿子谋划在军界的发展。

  1914年,袁世凯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创立培养军官的陆军混成模范团。他自己以总统身份亲任团长。此举显然是为了培养私人实力,长期控制军队。模范团的军官,从北洋各师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批毕业生中精选,均降级使用。士兵则精选忠诚可靠、身强力壮、当过正职军官、有过战争经验者。

  张伯驹这年刚刚16岁,显然不符合模范团的选材标准。但在张镇芳的安排下,他破格进入模范团的骑科。

  不过张伯驹并没有按照父亲安排的道路走下去。模范团毕业后,他先后到安徽督军倪嗣冲、川闽两湖经略使曹锟、陕西督军张镇华等处为幕僚。以父亲的人脉关系,在军界混下去,不会没有前程。但那些年军阀混战,国事日坏,与他建功立业的理想相去甚远。在军界,看多了上层人物在权贵面前奴颜婢膝,对百姓敲骨吸髓,彼此之间争权夺利,张伯驹遂“将热心肠冷了下去”,大有“秦关百二,悔觅封侯”之叹,认为“内战军人身份,殊非光荣”,于是不顾父母反对,退出军界,回到家中。

  面对父母的责怪,张伯驹从不顶撞,却也没有听从之意。但母亲的絮叨,也令他十分困惑、苦闷,终日不言,唯一的乐趣就是读书,古代的经典,给了他一方天地,浸润其中,足以远离喧嚣。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他二十多岁时便已读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更是脱口而出。最使他感兴趣的古代典籍是《老子》、《庄子》等。读着老庄,回想父亲的沉浮起落以及清朝的瓦解、袁家王朝的崩溃,超然物外的意绪逐渐深入骨髓,眼前天高地阔,很多原本以为重要的事情变得微不足道。

  于是,在别人的眼中,他的言谈举动不循常规,十分“怪异”。一些朋友送给他一个绰号——“张大怪”。

  儒雅潇洒当世称奇

  “张大怪”的雅号,是孙曜东兄弟送给张伯驹的。此人与张伯驹是换帖兄弟,家世渊源也很深。

  在孙曜东兄弟眼中,张伯驹很多言行举动太不合人之常情:

  “高朋满座,众人谈笑风生,而他觉得话不投机,就坐在一边摸下巴颏儿,一根一根地拔胡子。”

  生活在政治大家族里,却对政治势力始终保持一段距离,跟哪一派的人都算认识,但却都不深交。

  身为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老板,但对“毛票换大洋”的生意经丝毫没有兴趣,完全是个甩手掌柜,总经理有事来问,他不住点头:“是,是,是;好,好,好;可以,可以,你看着办吧。”

  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

  因为这些,孙曜东和其大哥孙仰农给他起外号“大怪”,他也应声,后来亲戚朋友中就叫开了。他给人题写诗词,有时也顺着这个思路,署名为“张大其辞”。

  张伯驹摒弃世俗,全身心投入自己喜欢的事情:填词做诗,学唱京剧,写字作画……他自幼聪颖多才,凡是喜爱的事情,都一心钻研,无不做到极致。

  在欣赏他的人眼中,张伯驹是位“翩翩佳公子”,“面庞白皙,身材颀长,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上个世纪20年代初,“民国四公子”之说在南方出现,并逐渐被京津沪上层社会公认。“四公子”之说有不同的版本,流传最广泛的是张伯驹、溥侗、袁克文、张学良四位,他们都是豪门子弟,而且都多才多艺,潇洒风流,具有传奇色彩。

  溥侗是溥仪的族兄,道光皇帝的曾孙,别号“红豆馆主”。他7岁就被授予二等镇国将军,但却对政治毫无兴趣,是“生就的闲散人”,工词翰,擅书,善画,精于鉴赏,更以皇亲贵胄身份,向众多京剧、昆曲艺人学习,集众艺人绝艺于一身,很多著名的专业演员都要向他请教,号称“票界大王”。他生、旦、净、丑全能,曾一人在《群英会》中演周瑜、鲁肃、蒋干、曹操、黄盖五个角色,且都技艺精妙,出神入化,轰动京沪。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二公子,生性散淡,一生无意政治权位,诗词楹联、琴棋书画、文物鉴赏等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尤其一手好字,行草篆隶各体均擅长,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书法家之一。他为人风流倜傥,过的是“有诗有酒不羡仙”的日子。

  张学良是人所共知的人物,曾数次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他在文物鉴赏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但与其他三位相比,作为不同,传统文化素养有很大差距。大约因为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张学良被拉进了“民国四公子”。

  张伯驹与“四公子”中的其他三位都有交往,尤其与袁克文意气相投,过从甚密,一起快意诗酒,其逸事颇为当时上层社会称道。

  大约在1926年,一个偶然的机缘,张伯驹爱上了收藏,并一发不可收,将自己的精力、财力尽数投入其中,成为“天下第一收藏家”。

  那年他偶然到琉璃厂游玩,看到一块康熙早年题写的“丛碧山房”匾额,那匾额底子残破,缺损“房”字,但笔意纵放,正中“康熙御笔”朱文印尚好。张伯驹看了十分喜欢,当即买下,因喜“丛碧”二字繁茂葱茏,从此以之为号。自此,他爱上了古字画收藏。

  收藏,一要有财,二要有才,张伯驹正好都具备。有人说,他似乎是注定为收藏而生。说到“财”,张家积蓄深厚,又是当时最大商业银行的大股东;“才”也不必说,张伯驹自幼聪慧,有惊人的过目不忘本领,又长期浸润于传统文化,素养深厚。喜欢上收藏后,张伯驹全情投入,逐渐成为鉴赏大家。

  对于收藏界来说,当时有着很好的机遇。清朝灭亡后,王公贵族大多失去生活来源,靠变卖家产为生。他们阔绰惯了,有了钱随手就花,花完了再卖东西,家藏的古字画流散市场。更多的藏品出自清廷。早在袁世凯死后,清室优待费就被取消,1924年,溥仪被逐出皇宫,生活更是窘迫,只好大量变卖从宫中带出的字画。大约1927年,溥仪让人将宋李公麟《五马图》、黄庭坚《诸上座帖》等四件字画拿到天津盐业银行抵押。当时,张伯驹正好在天津,力劝银行经理收下。此后,盐业银行又先后收买到文征明《三友图》等多件大内珍品,这些古字画后来大多为张伯驹购得。此时张伯驹本已锻炼出一副好眼力,通过收藏大内珍品,鉴赏字画的功力更是炉火纯青。

  那时,中国政局混乱,许多古董商唯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国外,张伯驹对此深为痛惜。最初,他收藏古字画仅仅出于爱好,这时却生发出一种责任感,以保护文物不外流为己任。正如他自己所说,“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这是张伯驹一生收藏所遵循的信念,他又实践了这个诺言。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张伯驹试图阻止珍贵文物流往国外,单凭赤子之心,勉力而为,不惜变卖家产,甚至将个人生命置之度外,其人其事,成为收藏界温暖人心的记忆。

  首席记者姚伟文图 (来源:大河报)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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