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8日电 香港《凤凰周刊》刊文说，在台湾，政商交易，全民买单，已非新闻。从两蒋到李登辉再到陈水扁时代，台湾的政商关系的确历经三朝，各不相同。
文章摘录如下：
在台湾，政商交易，全民买单，已非新闻。
近年来，前有东帝士集团陈由豪的政治献金案和力霸集团王又曾案，今有“二次金改”等弊案，加上早年的“黑金政治”，令台湾媒体开始怀念蒋经国时代，称那时的“政商关系”为“泾渭分明、政商分离”。
《联合报》称，那个时代，哪个官员敢敞开后门，或与商贾殷勤酬酢，一经发现，结果难有侥幸。蒋经国甚至因女婿是商人，耿耿于怀多年。这多少不过是借赞蒋来弹扁。不过，从两蒋到李登辉再到陈水扁时代，台湾的政商关系的确历经三朝，各不相同。
以政领商：“世界上最贵的早餐” 蒋经国时代，被大力扶助的民间经济开始在跑道上加速滑行，并从此腾飞，一批家族涌现，创造了“台湾钱淹脚目”的经济奇迹。此时，政界与民间商贾之间更多是互助共建的关系。
“早期台湾的政府官员、企业家，他们更多考虑"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政治家想到的是，怎样拿捏最好的政策，让整个社会发展；企业家只想到企业的开拓，怎么承担社会责任。尹仲容、李国鼎、孙运璇三位高官被誉为"经济发展三杰"，是台湾经济腾飞的奠基人，卸职后的生活可以说是穷困潦倒，也是清贫一生。”台湾大学哲学系曾汉塘教授表示。
当时蒋经国和商人有一种经典的互动方式——早餐会。蒋经国不时会邀请一帮商界大佬吃早餐，所用无非是豆浆油条之类，但在早餐过程中，蒋的随从会拿一个认捐册请各位老板签名，并签上捐款数额，变相要求商界大佬投资建设项目，这被称为“世界上最贵的早餐”。
对于新生的私营经济，蒋经国一面扶持一面也保持高度戒备。蒋氏在意识形态领域受苏联计划经济色彩影响，并不希望有大型民营企业出现，因此确定政策方向是“以政领商”，限制商界大佬的财富积累。
典型一例是上世纪80年代初，曾为台湾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石化之父”王永庆事业蒸蒸日上，但由于石化上游仍力主公营，蒋经国宁愿公营的“中油公司”烂到底，也不愿看到王永庆的台塑势力发展过大，便指示相关部门加以“限制”。王永庆投资《联合报》一事也因蒋经国反对搁浅，让原本已经注资的王永庆悲愤不已。当时曾盛传李国鼎对王永庆讲过一句话：“你懂不懂什么叫节制私人资本？”
政商合流：黑金政治葬送百年老店 蒋经国后期，当初频繁参加早餐会的商界大佬纷纷从政，王又曾等巨贾更是担任国民党中常委等要职，政商开始出现合流的趋势。到了李登辉时代，政商密切勾结合流，黑金政治正式登台。而这与“民主选举时代”的到来竟莫不相关。
台湾解严后，长期一党独大让国民党形象败坏，在选举中优势不断减少。为了赢得选举，国民党开始扶持有黑道背景的商界大佬，而商界大佬则通过捐政治献金、贿赂的方式报答国民党。
据台湾历史学者宋光宇在《台湾史》一书中介绍，郑太吉一度是黑帮大佬，为了抢砂石生意，曾带领手下到竞争对手家中亲自开枪打死人。而他竞选屏东县议长时，李登辉居然特地南下，在群众面前拉起郑的手，向大家“保证”郑太吉是好人，请选民投票支持。
为了赢得企业的支持，李登辉把过去水面下的政商关系堂而皇之地搬上了台面，甚至公开说：“政府的责任就是替资本家赚钱。”那个时期，台湾的文武百官与工商人士聚餐，已经让台湾民众见怪不怪。而李登辉的铁杆心腹刘泰英更成为政商网络的核心。
刘泰英运用7家控股公司，呼风唤雨近10年。当时的刘泰英权倾一时，不但可与“行政院长”抗衡，掌握着党产及“中华开发银行”，对企业界影响力更胜“财政部”。党营事业也成为拉拢、收编地方势力的工具，透过挹注金融和营造业，培植了众多特权企业。“鱼帮水，水帮鱼”，李登辉时期政商合流的景况达到极致。
综观李登辉主政台湾12年，李登辉用党产完成了许多政治工程，却因和地方派系纠结过深，被外界批评“黑金政治”在其任内达到极致。
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百年老店”国民党失去“政权”，除了因党内分裂外，“黑金政治”导致形象崩坏也是重要原因。而获得选举胜利的正是长期以追打“黑金政治”闻名的陈水扁。
政商勾结：“扁珍帝国”扭曲的交易 当年站在一捆捆钞票前不为所动、义正辞严要扫荡黑金的陈水扁，其清新的形象一度让台湾民众充满了信心。不料上任仅两年，就爆出“SOGO礼券案”，扁妻吴淑珍介入经营权之争。此后，陈水扁女婿赵建铭也因贪腐弊案，戴着手铐步上囚车。2006年，因为不满“第一家族”贪腐弊案缠身，前民进党主席更是发起了“百万红军倒扁”行动。
陈水扁主政台湾8年，初期搞政商关系可谓师从李登辉，后期则青出于蓝，政商关系从豪门巨富第一代延伸至第二代，从传统企业扩及金融与高科技领域。短短数年之间，陈水扁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政商关系网，建立了绿色政商帝国。这个复杂的政商关系网，成了陈水扁与民进党选举的重要资金来源与支持力量。(郑东阳)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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