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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身份证登记报名参加培训，不用交一分钱，也无须上一天课，还能领回洗脸盆、洗衣粉，贵阳市农民工培训中出现的有关政府部门与不法机构合谋套取国家培训基金的腐败现象经《半月谈》杂志（2009年第6期，3月25日出版）披露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从各地网友的跟帖来看，在农民工培训中做假套钱的问题并非贵阳首创和个案，这一现象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因而有必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及时查处。
不法分子何以要在农民工培训中作假？因利益驱动使然。只要花上洗脸盆、洗衣粉一点“小本钱”，就可以凭借编造培训名册套取每人500~800元的财政培训补贴，这岂不是比自印钞票还要快捷的生财之道？难怪下至乡镇社保机构的工作人员，上至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原副厅长杨锦福这样的高官，都会趋之若鹜。
骗费现象因何而得逞？其根本原因是其权力过于集中而又缺乏监督，最终导致权力“寻租”产生腐败。
如何才能有效根治这一弄虚作假现象，使国家的“惠民资金”真正用到需要培训的农民工身上？从治本的角度着眼，必须要在制度层面上将教育培训变成市场化的“产品”，由政府向确实需要培训的农民工发放培训券，农民工则凭借培训券到自己方便或满意的各地职业院校参加相应专业的培训，而承担培训的院校则按回收到的培训券向政府部门兑换国家培训资金。此举的好处在于：
一是增强了培训的针对性与实效性。现行体制中，农民工需要培训什么内容、在哪儿参加培训、由什么学校负责培训，甚至哪些人需要培训，完全由政府部门说了算。本应是培训主体的农民工却变成旁观者，他们在无法自主的前提下，只有选择领取洗脸盆、洗衣粉这一“意外之财”。教育培训市场化以后，培训券是政府对农民工政策照顾的凭证，农民工可以根据自身实际需要自主选择培训项目和培训学校。
二是可以有效保证培训的教学质量。现行的以洗脸盆、洗衣粉换身份证再骗兑“惠民资金”的做法，经办学校只要设法“拿下”主管培训资金的社保官员即可一本万利；而教育培训市场化以后，承担培训的院校则需要通过加强自身管理、提高培训质量来打造品牌、吸引生源，从而以优质的教育服务获得相应的利益。“惠民资金”的流向由农民工来决定，不具备培训资格、不能保证培训质量的“皮包学校”也就无法钻空子捞钱，这就从体制层面防范了官员以权谋私现象的发生。
三是便于实行全国联网、属地培训。贵州全省3900万人口，近几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数字却达到了4000万人，一方面是长年在外的青壮年农民工难被培训“眷顾”，另一方面是村里小至十来岁小孩、大至50多岁的老人都被召集去登记参加“电工培训”。教育培训市场化以后，管理上实现全国身份联网，农民工可以凭借身份证领取培训券，从而实现需要培训的人能得到及时培训，不需要培训的人不会被不法分子利用骗取国家培训经费。
四是可以实现职教发展和惠民培训的双赢。当前，一个社会怪现象值得关注。一边是基层职业学校生源不断减少，经费投入减少，质量得不到保证，办学难以为继。另一边是很多部门的培训专项经费多得用不完。教育培训市场化以后，具有丰富办学经验的职业院校可以凭借自身实力，通过接纳农村劳动力转移、下岗职工再就业、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等来获得数额可观的培训经费，作为学校改善办学条件的资金来源，进一步保证培训质量，形成办学的良性循环。
其实，教育培训市场化的做法早已在澳大利亚等国家盛行，并经实践证明切实有效。在澳大利亚，尽管政府是TAFE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的拥有者，但每年向其拨款时，却总是以教育培训这一“特殊商品”的“购买者”的姿态出现。哪一个学院的教育培训适应经济和社会需要，且教学质量高、生均经费低，政府就“购买”哪一个学院的教育培训，即向哪一个学院拨款。这种拨款机制成为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发展的指挥棒，它使各种类型、属性的教育和培训机构都能站在同一起点上平等参与市场竞争。这种运作模式促使学院最大限度地适应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高效率地利用教育资源向社会提供优质教育培训。此举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作者系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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