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某教辅书上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繁体字 点击详细
近日，一则“《规范汉字表》即将出炉”的消息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羊城晚报记者第一时间独家采访了参与编制该字表的相关官员及核心专家，他们明确指出，此次《规范汉字表》不会恢复繁体字。
专家还表示，该字表一经公布，我国新生儿的取名用字必须从中选取，乱取名、取怪名的现象将得到遏制。
国家语委副主任李宇明证实了《规范汉字表》即将出台的消息。他告诉记者，这个字表是在1988年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等过去已有规范的基础上整合修订而成的，计有8000余字。
目前已经完成了专家学术研究的工作，正在走行政审批程序，如无特殊情况，今年内大致能够面世。
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是这次《规范汉字表》后期研制工作的专家组组长。她介绍说，《规范汉字表》的编制工作前后历时八年，很多专家参与，先后召开大型学术会、专题研讨会、征求意见会、鉴定会、审议会80余次，修改70余稿，是非常慎重的。
王宁指出，《规范汉字表》是对过去已有规范的整合与修订，包括：重新复查、确定了字级、字量、字形，对姓氏、地名、科技等领域的字作出补充，对简化类推作出严格限制，正体字与异体字的关系也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等等。
王宁同时强调，文字是一种社会性很强的符号系统，一定要顾及普及层面上特别是基础教育层面上用字的习惯，维护文字的稳定性，避免“灵机一动”随便改动带来新矛盾。此次修订工作经过全盘考虑，慎重从事，是不恢复繁体字的。
两千姓氏用字属生造乱编
姓名用字则有4000个错字别字，以后取名将被规范
《规范汉字表》对百姓生活有何影响？
李宇明表示，《规范汉字表》出台后，中小学教材常用字范围等方面可能面临变化，今后会有专门的相应通知下发。
王宁则特别谈到，新生儿取名更要强调用字规范。她表示，人名用字也是社会用字的一部分，必须要符合汉字使用的规范，这样才是真正的保障姓名权。
王宁说，中国人的重名现象绝不是因为能够用来取名的字太少，许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好名字都是从古典诗词、典籍中化用而来，但即使是这些古籍，用字量也非常有限———过去的童蒙识字课本，不重复的字也才2320个；十三经(在南宋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经典，包括《诗经》、《周易》、《论语》、《尔雅》、《孟子》等)不重复的字不到6000个；《全宋诗》收录了18401首诗，才用了4520个汉字。而今天的规范汉字达到8000多个，可以有无数种组合，还不够起名吗？
但据公安部门透露，在此次换领二代身份证的过程中，使用目前通行的收字7.6万个的汉字国际编码，全国人口的姓名用字中竟还有大概8000个字找不到！而据专家研究，这约8000个字中，至少有一半是错字、别字。
此外，目前我国公民的姓氏用字大概有7600余字，但其中竟有2000个字所代表的姓只有一个人在使用！也就是说，这些姓几乎都是生造或胡乱编出来，而并非历史传承的。这些现象都表明，规范姓名用字是多么迫在眉睫。
王宁表示，用一个多数人不认识、基本没人用的生僻字起名，既不利于社会又不利于自己，这又何苦？
简化字不会割断传统文化
恢复繁体字代价太大，专家建议全社会识繁用简 对于目前颇受大众关注的汉字“繁简之争”，《规范汉字表》后期研制专家小组成员、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原副所长董琨研究员指出，纵观汉字演变历史，简化是主要倾向。
董琨说，现在一些人提倡恢复繁体字，除少数也许不无炒作之嫌外，多数人愿望可嘉，但他们基本都不是专业人士，这种主张难免有些外行。
董琨表示，简化字早已有之，在元明清的小说等读本中都出现过很多简化的俗体字，民国政府1935年也公布过一个收字324个的简体字表，只是后来没有正式推行。从文字学研究角度，简化字的出现是符合文字演进规律的，我们不能将简化字的使用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相对立。社会文化生活对汉字发展提出了简化要求，这并不至于割断传统文化。况且，当今在书法艺术、学术研究等专门领域还是允许使用繁体字，决没有加以废除之举。
王宁表示，汉字简化对普及教育、发展文化极为有利，恢复繁体字对文化教育发展付出的代价太大，进一步实现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才是当务之急。
她同时也认为，汉字简化过程中确实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有的字已经过简了。譬如"干"的同音替代，"干犯"、"干净"、"干部"、"树干"用字合并，全由"干"一个字来承担，是不方便；有些"符号替代"也不是设计得很优化，像"邓"从"又"，"灯"从"丁"，"澄"仍从"登"，原来一个声符，分成了三个声符，问题反而复杂了……这些都还需要改进。”
王宁称，海峡两岸简化字与繁体字并存并不会影响交流。“不要说用惯繁体字的人认简化字没有困难，就是用惯简化字的中等文化程度的人，看港台剧繁体字幕、读港台歌曲繁体字歌词，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在专业领域，繁体字的认和写更不会有问题，文言文印刷、书法都允许用繁体字，繁体字实际上也会随着典籍的普及而普及。何况，两岸的简繁差异，完全可以通过国际编码、计算机简繁字自动转换等方式帮助沟通。”
董琨则赞同在全社会层面考虑实行“识繁用简”，具体措施可以再探讨，比如学生的课本使用简体字印刷，但在课本后边附上“繁简字体对照表”之类，让学生对两种形体系统都能有所了解和掌握。（记者邓琼） (来源：羊城晚报)
(责任编辑：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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