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做客第一时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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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把怨恨发泄到警察身上有三大原因
主持人:今年以来出现了像您说的比较多的受关注的问题,比如像群体事件问题,包括海南感城群体事件、四川营山法官异地执行遭杀人、恐吓、暴力、抗法等,都是一些基层民警执法的问题,如果说群体事件是去年新闻热点主线的话,从现在看来,警民冲突应该是今年的突出问题了,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警民冲突问题呢?
于建嵘: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这么看,因为从1997年到现在10年之间,群体事件是非常高的上升趋势。
实际上你刚才讲的是总结了今年在群体性事件中间的一个特点,就是今年我们发现表现更多的是对警察的冲突,对警察冲突与去年某些事情有关。我们一般认为,警民为什么冲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原因,就是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间警察走到了前面,实际带来了就是你前面讲的比如老百姓的土地问题,带来了维权的问题,维权的时候警察去干预这个问题的时候,最后民众把愤怒或者把矛盾点对到了警察,这是一类。
第二类,你刚刚总结的很对,与警察发生的矛盾,不是警察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间,就是警察本身又成了一个矛盾点,警察做他的事情变成了一个矛盾点,今年在这个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
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就讲为什么民众会把怨恨发泄到警察身上,我分析有三个原因:
第一,还是我们前面讲的,警察在执行任务中间出现了偏差、出现了问题,所以老百姓认为警察不公。
第二,今年各个地方政府更多的是利用警察处理一些民众的纠纷。
第三,的确今年警察本身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间,由于民众的一些怨恨找到一个发泄口。
所以今年的问题,我认为你观察的非常对的地方,因为今年我们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把矛头指向警察更加明显。所以我想,群体性事件,从官民之间的冲突、从民与民之间的利益冲突,直接对于警民冲突,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这个信号从某些方面讲,也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我们民众对于这个社会、对于国家的管制,他的认同的问题。
我最近一直在做这个调查,昨天我在深圳的时候,深圳市警察学校的校长曹光雄先生说,他带来一些警察,我们一起来聊、一起来交流。交流的时候他们讲到一个问题,我们讨论了很久,他们有这么一个观点,说今年你会越来越感觉到警察在处理社会问题的时候他不那么理直气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感觉到警察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所以他们提出一个教育,主流价值的教育警察应该是什么。实际上你可能注意到,警察在我们心目中间在某些问题上,实际上就是一个行走在街头的国家,警察很重要。最近我写了几篇文章讲,我们的国家一定要树立警察的权威,警察没有权威,警察就是走在街头的国家,他代表政府、他代表国家,他就是国家的一个象征。所以今年我们感觉到,这种转变我们值得检讨,可能对于这个国家社会形势的判断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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