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看领导脸色行事 深陷专家与砖家困局(图)

领导的喜好有时候成了智库的方向 齐鲁晚报供图

　　据时代周报报道

　　一个最高级别智库的成立，将改变中国智库格局,但是研究发现，这个新智库仍需要更宽松、更完善的环境，中国智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引退一年之后，71岁的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再次出山。这一次，他有了一个新的头衔：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国经中心，这个经温家宝亲自批示成立的机构拥有超级阵容。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厉以宁、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等数十位官员、知名学者、央企负责人位列其中。

　　“我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内容处于保密阶段，下一步具体怎么走，仍未明确。 ”4月6日晚，厉以宁在电话里告诉记者。

　　其实，早在成立大会上，曾培炎已经为国经中心标明了方向：着眼于国际经济方面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开展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研究。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民众对于中国专家的批评声音不绝于耳，称其为“砖家”。国经中心的成立，致使外界对其发展方向充满期待。

　　公共政策面临挑战

　　早在国经中心成立的前一天，3月19日，新华社《�蛲�》杂志撰文批评中国智库专家两年来在经济预测上的拙劣表现。

　　《�蛲�》称，2007年底，社科院某位经济专家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极限，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起落。两个月后，CPI达到8.7%的高值，2008年急转下跌到12月份的1.2%……

　　今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直言“淘汰一批经济专家”。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多端，宏观调控政策必须做到快速调整。曾培炎说：“这是对各国智库谋划能力的考验。 ”

　　“公共政策越来越复杂。民众对公共政策的形成关注度越来越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说：“这对公共政策的形成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何筛选出正确的专家判断，避免政策重复，是当前的一个紧要任务。 ”

　　资料显示，中国研究机构为2500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到2000家。

　　而在新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称，中国仅有74家被认可。

　　看领导脸色行事

　　调查发现，接受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的资助成为国内很多智库的谋生手段。 2008年，天则所共筹集资金461万，一半来自于国外赞助。

　　据 《�蛲�》报道， 2008年3月20日，在欢送美国福特基金会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离开中国时， 400多名来自政府重要部门、科研、教学、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表现出 “求钱若渴”的状况。

　　与此同时，许多国内关键部门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为了防止泄密和干扰，在选择政策咨询机构方面越来越谨慎，刻意控制决策信息数据。

　　“尤其是经济学专家，数据要求得不到满足，做出来的研究成果可想而知。”薛澜说。他表示，官方智库既要面对生计问题，还要看领导脸色行事的情形依旧存在。

　　“官方智库独立性不够。由于其生存发展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影响，批评主管部门，是不可能的。他们更多的是承担对政策的维护和解释功能。”茅于轼说。

　　一方面，根据目前的政策，非政府组织注册必须要找一个政府机构挂靠。据了解， 90%以上的民间智库机构只能以企业的形式注册。 “有的干脆就直接不注册，自己在家里搞。”茅于轼说。

　　另一方面，民间智库对政府的批评言辞激烈，造成其生存发展陷入困境，与政府对话机制很难形成。

　　“政府部门垄断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板块，咨询服务已经被官方智库所垄断。他们很难愿意让民营部门进来分食这一领域的利润。”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主任仲大军说。

　　空间仍未打开

　　美国政府很多高级官员来自于智库，卸任后又重新返回智库。相比之下，按照中国官场惯例，高级干部退休后，发挥余热的主要途径是到人大、政协等机构，但是，近几年来，一批高级官员选择在智囊机构发挥余热。

　　郑必坚在担任中国开放论坛负责人不久便提出中国 “和平崛起”理论，很快为中央领导所接受，而这一思想一直是今天中国外交的主要思想。

　　国经中心引进了几位在任主管部门高官，这也使中国智库“上达天听”渠道更为畅通。茅于轼说， “思想就是为了让中央领导接受。思想影响政策，才是最终目的。”

　　“思想和政策的产出不可能长期被政府独家垄断，智囊机构也不可能完全由政府来操办，公平竞争的机制早晚要引入这一领域。”仲大军说： “将来也许会出现这样一种变化，原来政府的研究机构统统民营化，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研究机构将在同一个竞争起跑线上。”仲大军设想的同一起跑线，还没有出现。

　　“难以说国经中心成立会带来变革，只能被认为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国经中心成立，并没有新的空间被打开，也没有更宽松、更完善的环境被打开，中国智库还需要很长的路子要走。”薛澜说。

　　新闻背景

　　智库崛起之路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邓小平等领导人不断提出要实现 “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希望以此解决政策太过随意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明显加强了在决策过程中对智囊机构的倚重程度，促进智囊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一大批人走出政府机关，创立研究机构。

　　仅上世纪90年代，林毅夫脱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到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3年，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离开中国社科院，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樊纲成立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李凡从国外归来后，注册了世界与中国研究所；1998年，温元凯成立了自己的南洋林德咨询顾问公司。

　　2003年，国家发改委将 “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面向社会公开招标。这一做法一度引发了地方上的效仿。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指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

　　然而，直到2006年，中国智库意识到被动，开始寻求自主发展道路。2006年11月和次年7月，首届、第二届智库论坛分别在北京、上海召开，这两次会议中，民间智库大量缺席。 齐鲁晚报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