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司法改革·亮点
本报记者 台建林
为什么“同案不同判”？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究竟有多大？电脑量刑真的能取代法官吗？如此种种，曾经长期困扰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院长贾喜恩。直至2008年9月，按照最高法院的部署，碑林法院成为全国基层法院量刑规范化试点，贾喜恩的困惑才有所缓解。
不再“估堆”量刑息诉服判率上升 一个人偷窃了财物，数额较大，又是累犯，不过后来投案自首，积极退赃……一个看似简单的盗窃罪，存在着好几个量刑的情节，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要把这些情节都考虑在内。
“关于量刑，现行法律的规定不详细。法官往往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审判经验下判。”贾喜恩说，刑事审判中存在着重定罪轻量刑的现象，庭审往往不会专门围绕量刑进行质证和辩论，法官在判决书中也常常忽略说明量刑理由。这会导致被告人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碑林区法院拥有比较丰富的案件数量资源和种类资源，对量刑规范化也进行了长期的探索。
碑林法院研究室主任翟全军介绍：量刑规范化集中在刑事案件5种常见犯罪类型，即故意伤害、盗窃、抢劫、交通肇事、毒品犯罪。
量刑规范化操作方法是，法官先根据确定的基准刑和浮动刑刑罚量和量刑规范计算刑罚，然后再对案件全案情况进行全局性的综合考量，并行使一定的自由裁量幅度调整，最后宣告。审理过程中量刑理由评议公开、裁判文书公开，量刑理由公开，避免暗箱操作和人情案、关系案，裁判文书对量刑理由也予以充分表达。
“基准刑确定刑期，浮动刑罚加减比例，这样操作更加合理、科学、公正。”翟全军说。
碑林法院根据最高法院的试点文件，制定出《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和《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两个规定。
碑林法院刑庭庭长陈卫军认为，指导意见与以往传统的“估堆”量刑相比，进一步细化、统一了量刑标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
试点以来，碑林法院刑庭依照量刑规范审结案件54件，许多被告人获得减轻刑罚的机会，息讼服判率不断升高。
政法机关合力打造量刑“流水线” “碑林法院对最常见五类案件的判决进行了统计分析，形成科学严谨的量刑情况报告。通过广泛征求区公安局、检察院、司法局及法学专家意见和建议，形成基层政法机关都能接受的量刑操作规则，量刑规范化的工作制度向同级政法机关延伸。”碑林法院刑庭法官姚欣说。
姚欣说，侦查机关准确收集被告人量刑证据，如前科、自首、立功、伤情鉴定等，为法院指证、质证和认定夯实基础；检察院注重量刑证据的举证、质证，发表公诉意见时专门加入公诉方对量刑的建议；司法局把量刑程序指导意见信息公布于律师内部局域网上，指导辩护人收集证据在庭审发表意见；法院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运用庭审指挥权，引导双方对量刑证据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
由理论到实践须突破技术障碍 数年前，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使用了一套“电脑量刑”的法律软件，输入案件情节就能得出刑期。
陈卫军认为，合理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服务司法工作是时代的必然选择。很多人误以为电脑代替了法官，实际上用电脑软件来量刑不是在判决。电脑量刑排除了人情的干扰，坚定地根据法律事实进行量刑，防止出现“同案不同刑”，弥补了法官个人的不足，成为阳光下的审判。电脑量刑之所以有可行性，说明法官在量刑中存在不足。
“预防犯罪是我国刑罚的主要目的之一，刑罚公平、均衡显得至关重要。”贾喜恩说，虽然量刑规范化目前还只限于刑事案件5种常见犯罪，但通过规范化操作收获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贾喜恩掰指细算：我们也看到，量刑规范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理论和实践操作之间还存在不少技术性冲突，如量刑程序是否为独立程序，怎样准确确定基准刑，多个量刑情节如何使用等现实问题。这需要包括试点单位在内许许多多的基层法院共同思考探索、不断完善操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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