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个天水围

　　香港有个天水围

　　它将镜头对准了香港贫民社区天水围，却丝毫不见暴力与残酷，

　　它记录的是普通港人质朴的生活，勾勒的是平和温暖的日常香港

　　■本刊记者/罗屿

　　4月19日晚，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揭晓。

本届金像奖最大的赢家当属许鞍华导演的《天水围的日与夜》，这部曾被多家公司拒绝投资，没钱请摄影师拍像样剧照的小成本文艺片，最终包揽了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四项重要大奖。

　　“悲情市镇”不悲情

　　这次，导演许鞍华镜头锁定的天水围，是香港新界元朗区的一个偏远新市镇，那里是出名的贫民社区。虽然只有区区27万人口，却是全香港最多内地新移民、最多失业人口、最多低收入贫困人士、最多单亲家庭、最多独居长者和最多青少年问题的地区。

　　近几年，“天水围”一直是香港报章中最常见的字眼。与之相关的，无外乎伦常惨剧、家庭纠纷这类负面消息：2004年天水围发生了“一家四口灭门惨案”，一名男子残忍杀掉妻子和两个女儿后自杀；2006年7月，3名同是30多岁的单亲母亲，相约在其中一人的家中写下遗书说生无可恋，在屋内烧炭身亡；2007年10月，一名领取综援（即社会补助金）的妈妈把自己只有12岁大的女儿和9岁的儿子捆手绑脚，硬生生从24楼推下，随后自己跳楼，3条生命就此终结。正是这一连串惨剧，让天水围罩在了一片阴影中，加之媒体的大力渲染，天水围成了很多香港人心中的“悲情市镇”，人间地狱。

　　于是，林夕写出了一首《天水·围城》——“围住了的血汗，围住了的跌宕，围住了当初的厚望。越来越渴，越来越觉没能力闯出这沙漠。”歌曲字字绝望，句句凄凉。而触觉敏感的导演刘国昌，也曾以天水围为背景，推出令人心冷的社会电影《围·城》。影片充斥着暴力、乱伦与愤怒。片中几乎所有家庭都破碎不堪，少年们流浪贩毒，大人们丧失希望，每个人口中不停念着“让我离开这里，离开这无人理会的天水围”。

　　2004年，许鞍华同样是怀着忧患之心进入了天水围，她想把那起“一家四口灭门惨案”搬上银幕。可通过半年的采访，她却渐渐发现，天水围的居民们并非过着大家想象的畸形、悲惨的生活，他们同样讲时髦，爱漂亮。年轻的家庭主妇都染头发，穿A货的名牌T-shirt上街买菜。他们和香港其他地段的百姓没什么不同，同样过着安贫乐道的生活，享受着点滴的生活乐趣，保持着邻里之间的温情。

　　在许鞍华看来，那本名为《天水围12师奶》的书所讲述的天水围故事，或许更接近真实。没有血泪控诉，伸冤乞怜，只是讲述普通人的家常事。比如书中的云姐，丈夫突然离家，再也没回来，她每天骑车两小时做八份家务助理，照顾三儿一女；比如雪珍，每天倒十小时垃圾，扭伤腰骨，却无法索赔工伤赔偿，丈夫失业后不愿去做“低贱”工作，终日无所事事，暴力倾向陡增；比如晓蔓，被出走的丈夫盗空账户，如今是区内保安主管，要独自通宵巡楼、独自看守跳楼者尸体等待殡仪车、独自面对男下属和男街坊性骚扰，空闲时则做义工，帮助长者及新来港妇女。

　　“生活在天水围的人，或许学历不高、见识不广，但都拥有一份被生活硬逼出来的坚强和智慧。”许鞍华的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同样也不是一部描绘贫困、极端与绝望的社会惨剧，而是讲述了两个普通女人——一个是丧夫，靠在超市卖水果供养儿子的贵姐；另一个是孤老之年还要出来做工的阿婆，平淡质朴，坚韧地生活。

　　陈丽云扮演的阿婆到超级市场找工作，认识了同事贵姐（鲍起静饰）。贵姐丈夫多年前已离世，她性格直率，见义勇为，跟阿婆日渐相熟。渐渐，贵姐、阿婆及贵姐的儿子张家安成为老中青的一家人。在中秋佳节，贵姐推却了母亲到“富人别墅区”匡湖居做节(粤语“过节”)的邀请，跟阿婆及儿子留在天水围的家庆祝。晚饭后，儿子把柚子分给母亲及阿婆，两个女人的脸上都漾开笑意。此时，镜头渐渐拉高，俯瞰整个天水围——人们点着蜡烛，围坐赏月，影片伴随着歌曲《明月千里寄相思》缓缓落幕。

　　据许鞍华回忆，《天水围》所依托的原版剧本，本身与天水围没什么关系。那是1999年，她在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创意媒体课程，一天，她收到一个来自新闻系女生的邮包，里面是一个手写剧本。其中有个故事发生在荃湾新村，讲一些平常人的日常生活，平淡，可是非常打动人心。许鞍华当即约了这个叫吕筱华的女孩出来谈，“你写得不错，你愿不愿意把剧本留在我这儿，如果我找到钱我就去拍。如果你找到钱，找到导演拍，我就还给你。”直到2007年，无论是许鞍华还是吕筱华，都没有找到投资。

　　当许鞍华最终决定讲述一个真实质朴的天水围故事时，这个8年前的剧本出现在她脑海里。在她看来，无论是荃湾新村还是天水围，同样有着公共屋、公屋商场、菜市场、超级市场、学校、团契聚会??这些透着香港味道的生活场景；同样有着认真过活的普通百姓，他们会想，到哪里买报可以多得一包纸巾，会精打细算到买油时如何省下3元钱。

　　“其实，我想拍的不仅是天水围，更是香港的普罗大众。”于是，许鞍华将《天水围》的英文名起做《The Way We Are》：我们就是这样。片中上演的，不只是天水围的故事，而是那个日常香港——并非旅游香港或金融香港——发生着的一些平凡感人的细碎琐事。

　　当故事框架完成后，《天水围》的投资，却让在电影圈浮浮沉沉几十年，三次获得金像奖最佳导演奖的许鞍华犯了愁。她到处求人，却处处碰壁。这时，素来以商业电影挂帅的王晶出现了。

　　许鞍华与王晶最初的“交情”，应当追溯到十几年前。当年，许鞍华曾面对采访她的媒体表示，王晶虽然拍片很快，但都是些烂片。于是，第二天满街都是《许鞍华痛骂王晶》的报纸标题。没想到，第三天报纸便登出了王晶的回应：“我接受许鞍华的批评，她是我佩服的导演。”

　　事隔十几年，许鞍华与王晶终于有了第一次合作。当王晶听说许鞍华有一部戏，可能因没有投资而搁浅，就主动联系了她。两人第一次谈话时，经历了多次碰壁的许鞍华已大大调低了期待值，她说只想拍天水围两个女人的故事，大概一个小时。没想到，王晶听完却说，既然拍了，那就拍电视电影吧，怎样也是个完整的作品。于是，香港“商业电影之父”，给这个香港影史上屈指可数的反商业题材，投资了100万港元。

　　“好在这部戏本来就非常简单，很省钱，我们也放弃胶片，直接用高清拍摄。”但100万的投资，许鞍华找起演员来还是相当难。“鲍起静知道我们困难，开价很低，比她平时拍电视剧要低。至于反串的陈玉莲，妆都是自己化，没有片酬，连红包都没有拿。”

　　香港人看得贴心贴肺

　　或许，无论是王晶还是鲍起静、陈玉莲，都真心被《天水围》的故事触动了。因为，“The Way We Are”——香港人的生活就是这样。这种让港人看起来贴心贴肺的感觉，就像他们狂热迷恋《麦兜故事》，迷恋其中反复出现的面档、许留山茶餐厅、蛋挞、深水、张保仔洞、大屿山、天桥、长洲、天星码头、挤迫的旺角、大旺嘴的破烂街景。《天水围》平淡似水的故事中，也暗含着一卷韵味悠长的香港风情画。

　　比如，片中很多场景都反映了香港市民的生活方式：有寿宴、有葬礼后除去忧伤与污秽的“解秽酒”，有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际往来。片中有一场这样的戏：陈丽云扮演的阿婆去见多年未见的孙子前，节俭到一把青菜吃整天的她，却郑重其事地在金店里给孙儿一家每人挑了一件金首饰。送金，是香港人的一种处事习惯。从清末便开始流行，尤其是大小节日，长辈们总会给子女儿孙送上一点贵重金饰。

　　儿子张家安暑假时，被同学邀去参加“团契”。团契，是基督教会与香港政府结合处理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由基督徒带领，让未成年人讲出自己生活里的各种烦恼，从而开导这些心智未熟的青少年走出心理阴影，健康发育。近年来，由于天水围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严峻，团契活动也就越来越普遍了。

　　“Band 3中学”，也是《天水围》中多次提到的字眼。长年来，香港教育署把港内中学由优到劣分成Band1至 Band5五个等级。认真好学的孩子，自然进了Band1学校。而天水围社区，多是问题学生集中的Band3中学。

　　《天水围》之所以感人，还在于许鞍华把片中角色放进了香港的历史脉络。影片先后两次出现了一系列历史性图片。其一，是贵姐的母亲在医院里向孙儿张家安提起贵姐年轻时牺牲了自己的幸福，供养弟弟读书的往事。这时，银幕上出现了一连串香港进入工业时代，工厂女工成为新兴工人阶级的黑白照片。贵姐成了香港万千女性的原型，她们伴随着一个城市一起成长，是其一份子，也是其发展的见证。配合着音乐效果，悲凉而凝重。

　　另一处历史回溯是片末，中秋节，贵姐母子与阿婆在家中庆祝。这时，影片插入昔日香港家家户户在维多利亚公园赏灯的黑白图片——人们扶老携幼，带着帐篷灯具、美酒佳肴，来到户外，听涛赏月，吟诗弈棋，品酒谈笑。蓝天碧海与月光烛光相映成趣。

　　贵姐在中秋节前，特地打电话托亲戚买月饼券，兑换潮州月饼。一直以来，香港与潮州关系密切，百年前许多潮州人到香港定居、生活、做生意，如今的香港，潮州人有100多万，占了香港总人口的六分之一。《麦兜故事》里，校长是潮州人，麦兜去面试的地方，匾额也挂着“九龙潮州商会”。现实生活中，富豪李嘉诚，国学大师饶宗颐，都是潮州移民后裔。

　　有人说，《天水围》的成功，很大程度在于香港人是世上最认同“城籍”的居民，港人爱着这座城市，走得再远，都改不了港腔港调，就像讲粤语的麦兜，虽然登录大陆后讲起了国语，总还是一眼就让人发现：香港制造。这其中便蕴含着一种港人独有的情愫。

　　这个城市和城民，血脉相通，爱恨一起生长。正因如此，不是浮夸的老千电影、神叨叨的神偷片，而是贴近生活本质，平和温暖的香港风情画卷《天水围的日与夜》，才会真正从心底打动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