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碎影

　　摄影

　　晚清碎影

　　约翰·汤姆逊的照相机拥有一种魔力，它没有停留于简单的猎奇，

　　而是捕捉到了晚清国人鲜为人知的美与活力

　　■本刊记者/王巧玲 摄影/约翰·汤姆逊

　　一位盛装待嫁的满族新娘，眼神微微偏离了镜头，带着几分的羞涩与不安；正在由丫环帮忙梳妆，散发着懒散气息的闺中小姐；梳着光洁的发髻，用手托着下巴的广州老妪——看着这些晚清时期难得一见的女性肖像照，不禁心生疑窦：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 1837-1921）是用怎样魔力的语言，让这些几乎不抛头露面的女人同意出现在他那能“夺走灵魂”的镜头里，并泰然处之？

　　这正是约翰·汤姆逊与那些最早来到中国并记录下晚清风情的其他西方摄影师们的不同之处，他比他们更深入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这使得他的镜头更为客观，不仅仅是浮光掠影，也更为温暖，不仅仅是一位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白人对落后的东方“天朝”的猎奇。

　　“他给人们留下的中国晚清社会画卷，有力地捕捉了当时中国那种鲜为人知的美和活力。”策展人姚蓓第一次听到约翰·汤姆逊的名字是在伦敦维尔康姆图书馆的威廉·舒巴赫所主持的一场关于汤姆逊生平的讲座上。“看到这些影像的第一眼，我就被深深地打动和吸引了。”几个月之后，她在某个展览的开幕酒会上再次遇到了威廉，不经意地问起汤姆逊的照片是否在中国展出过。而威廉否定的回答令她大吃一惊。于是她花了两年时间筹划了此次展览。

　　深入中国腹地

　　约翰·汤姆逊出生于维多利亚时期的爱丁堡，在他出生两年之后，摄影术的始祖——银版照相法问世。同年，福克斯·塔尔博特发明了卡罗版摄影法。与当时的许多西方人一样，汤姆逊对遥远的东方怀着莫大的好奇，而在冒险精神的催促下，他于1862年启程前往新加坡投奔作为钟表匠和摄影师的哥哥。并在当年开设了自己的摄影室，从此开始了纪实摄影之路。他把镜头对准了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和马六甲海峡。后来，他又前往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印度拍摄了飓风袭击后的悲惨景像；到暹罗(今泰国)，拍摄了暹罗国王及其长子；又向老挝和柬埔寨出发，拍摄了柬埔寨国王之后访问了西贡。

　　1868年汤姆逊来到香港，在皇后大道建立了自己的摄影室。次年，在香港，他与一位船长的女儿结婚。但婚后仅一年，汤姆逊挂牌出售了摄影室，开始深入中国腹地之旅。1870年末，他从广州、澳门、汕头、潮州到厦门，从闽江口进入福州马尾港。1871年4月他到达台湾。短暂停留返回香港后，汤姆逊再次北上。先后经过上海、胶州湾和天津，于1871年秋到达北京。之后他沿长江逆流而上，到达汉口、宜昌，拍摄了长江三峡。在返回途中，又拍摄了九江、南京等城市。

　　在5年时间里，他行程近8000英里，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到过很多山区和偏远地带，真实记录了当时的社会民情。在岷江湍急的河流中，他险些遭遇翻船；在山东，当他试图拍摄一座横跨河上的古桥时，桥上的人们向他投掷石块，以至于他不得不用相机的三脚架来保护自己；在中国西部偏远的山村，他是当地人见到的第一个欧洲人。

　　在汤姆逊的年代，盛行火胶棉湿版摄影法。它降低了曝光时间和摄影的成本，生成的影像也更加清晰锐利。正如汤姆逊所说：“火胶棉湿版法的底版影像细节纤毫毕现，过渡自然，冲印出的照片质量更是任何现有技术所无法超越的。”但是火胶棉湿版法在曝光之前需要在玻璃板上涂布火胶棉乳液，所以摄影师不得不随身携带大量笨重的设备。

　　汤姆逊在中国的旅行中，就得雇佣几个中国人为他背负摄影器材，而且还要应对恶劣气候带来的影响。1871年冬天在胶州拍摄时，他刚在玻璃上涂布感光剂，就被冻住了，只能找到炭火将冰融化。

　　他在中国的纪实摄影旅程并非一帆风顺，在照相机还非常罕见的清朝，汤姆逊同样也经历了中国人的不解与排斥。他亲眼目睹过有些中国人跪下哀求他不要把他们的影像乃至生命抓走。还有一次，在广州拍摄古塔时，被人抓住推到江水里，幸亏被两个好心的中国姑娘搭救才得以逃脱。

　　为了配合他的摄影历程，汤姆逊写了大量的笔记。他曾在笔记中写道：“我主动给了住所里的小孩几个银币，但是一位老绅士不许他们接受。经过我再三解释，说这是有着吉祥象征的礼物，并非有意作为对其殷勤款待的报酬，他们才勉强收下。”汤姆逊努力去了解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也愿意入乡随俗，去尊重这种东方的风俗。加上他的耐心与善意，最终说服了很多中国人走进他的镜头，这也使他能够获得一般西方摄影师难以达到的效果。他说：“如果当年伟大的马可·波罗能用几张照片来说明他漫游古老中国的经历，那么他的美丽传说会更加动人。”汤姆逊在摄影中追求一种美感。

　　汤姆逊拍摄了大量身着盛装的满族新娘的照片，中国普通女性的生活与命运始终牵引着他的镜头。他说：“富人的孩子一般比穷人的孩子结婚早，但满族少女只有到了14岁才能订婚。一般来说，人们会雇用媒婆来提早安排一桩婚事。未来的主妇必须符合四个标准：一要和蔼，二要文静，三要勤快，四要好看。”对于晚清的中国女性，他保有着一份关注与同情。

　　尽管在北京的时光很短暂，汤姆逊却在总理衙门拍摄下了几幅重要的人物肖像，其中包括当时满清的重要官员成林、宝、文祥、董恂、毛昶熙、沈桂芬等，他还在那里遇见了当时权顷朝野的恭亲王奕，之后在恭亲王府拍摄下了一幅日后被广为引用的恭亲王的肖像。

　　汤姆逊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回忆这幅照片：“恭亲王亲切地与我交谈了几分钟??他中等身材，体态清瘦；说实话，他的相貌并没有像其他在场的内阁官员那样深深地打动我。不过，他的脑袋按照颅相学的说法可以称得上绝佳。他的目光能明察秋毫，静坐时脸上常露出一种阴沉而坚定的表情??我真想知道，他是否能意识到他和他周围的这些大臣们肩负着支配数百万人民命运的沉重担子，或者他们是否能够心安理得地注视着大清帝国和她的人民的现状。”

　　由于在香港开过照相馆，汤姆逊对香港的同行比较熟悉，对香港的照相业也相当了解。他曾在1872年出版的《英国摄影期刊》上，描述了香港摄影师的活动。其中详细描写了一个叫“A-Hung”的中国人经营的照相楼。这位A-Hung向汤姆逊介绍了中国人的摄影趣味，他说西方人总喜欢在摄影时脱离直线和垂线，而中国人喜欢直视镜头，脸部没有阴影，这样他们的朋友在远处观看照片时就能看到他们的双眼和双耳，也才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全部容貌。但汤姆逊并不赞同这个观点，认为这样的构图太平淡了，和A-Hung争论起来。

　　他跟随A-Hung来到了另外一个小屋里。墙上挂满了肖像照片，也有画在帆布上的油画肖像。当时很多照相楼同时经营画像业务，这些肖像大部分是外国人，也有很多舰船画像。

　　他看到A-Hung为本地几个穿着节日盛装的男女拍摄的照片，他们都是一个姿势，旁边是一方几，几上的花瓶里插着一束假花，背景布上装饰着两个窗帘。几张照片上的人脸都看起来很白，A-Hung是通过给拍摄者脸上擦粉才得到这样的效果的。原来，当时不但本地人，连马来人和黑人到这里照相都是采用这种方法。A-Hung为本地人拍照的费用是12张（名片照片）收费8先令，同时，他也复制一些欧洲人拍摄的照片在自己的店里销售，这样的照片是12张收费2先令。

　　“中国通”

　　在中国历时多年的游历，使汤姆逊成了“中国通”。1872年返回英国后，他出版了在中国的摄影作品《福州和闽江》及《中国和中国人画报》，1898年又出版了《镜头中的中国》。汤姆逊还积极地举办讲座和发表文章向英国公众介绍中国的情况。

　　1920年的伦敦，83岁的约翰·汤姆逊拄着手杖从位于伦敦南部的家中出发，沿着伦敦西区的时髦街道，穿过古典样式的豪华办公楼，去参观威格莫尔街的一个收藏展，收藏者是一位富有的美国药剂师——亨利·S·维尔康姆。

　　在维尔康姆的这个历史展上，汤姆逊看到挂在墙上的摄影作品大多是关于非洲，而没有中国。所以，日后汤姆逊给画廊的主管写了一封信：亲爱的先生，我不知道维尔康姆先生是否有意在博物馆中辟出一间屋子专门用作照片展示。如果有此打算，那么选取一些我在东方拍摄的照片将会是有价值的，因为每张照片都再现了我所到之处的某些独特的风土人情。每个系列都包括了如文物、艺术、建筑、工业和发展见证等主题，地区涵盖了暹罗、交趾支那、柬埔寨、中国和塞浦路斯。我可以提供每个主题的底版和文字注释。我敢肯定，这些系列会有助于提升博物馆本已相当精彩的藏品规模和趣味性。真心希望得到您对这些主题的意见。

　　但汤姆逊本人并没能等到将自己的摄影并入到维尔康姆的收藏就因心脏病去世了。随后，维尔康姆从汤姆逊的后人手上购买了他的作品。最终，装着几百件珍贵底版的三个金属边大木箱子被运到了维尔康姆的办公室，成为了维尔康姆图书馆收藏的一部分，并保存至今。自1981年起，这批藏品被整理编目，并吸引了许多中国、泰国、苏格兰、法国和美国的学者前去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人们找到许多在任何一本汤姆逊已经出版的书上都没有出现过的新照片，这些底版也成为它们所展现的那个场景的唯一见证物了。140年前，这些照片从中国运往英国，140年后的今天，它们又从英国运往中国，向我们展示了那黑白色的晚清碎影。

　　（照片版权归伦敦维尔康姆图书馆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