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我们的西南联大

　　剧场

　　追寻我们的西南联大

　　某种程度上说，现实主义更难演。

　　这也应了老祖宗一句话，画鬼神容易，画犬马难

　　■本刊记者/张雄

　　《我的西南联大》并未安排全国范围的商业巡演。在4月21日和22日的北大百年讲堂演出后，演员就将匆匆赶往天津南开大学。

　　1946年西南联大从昆明解散的时候，为感谢云南人民8年来对师生的支持，联大校方就把教育学院留了下来，以表谢意。教育学院便成了后来的云南师范大学。作为西南联大成立70周年的纪念节目，《我的西南联大》在2008年就已排好并在云南演出了20场。

　　回归现实主义

　　作为话剧《我的西南联大》的写实布景，云南“一颗印”式建筑彰显着特定历史时期的地域特色。云南“一颗印”是云南昆明地区汉族、彝族普遍采用的一种住屋形式。它由正房、耳房（厢房）和入口门墙围合成正方如印的外观，所以俗称“一颗印”。杨立新说：“演员们当初见到这个布景时，都说这戏得好好演啊，因为这个景太像了、太好了。”

　　从舞台布景的外观上看，建筑是木制的二层楼式的建筑，房顶上生长着野草的瓦片依稀可见，杨立新原本没打算用这个二层楼，“那样就必须要上楼下楼，影响节奏。”但舞美师李果说必须得二楼，不然就成北京四合院了。最终这个耗资20余万的布景历时20多天设计完成。杨立新对这个景非常满意：“要是在北京恐怕价钱得翻一倍啊。”

　　《我的西南联大》是个现实主义话剧。关于现实主义，编剧刘进元提出了“两回归”和“一还原”。他解释说：“现在很多话剧都叫人看不懂，所以，我们提出要使话剧回归传统，回归现实主义以及还原生活。”他认为，现实主义的传统话剧是最有魅力的，如经典话剧《茶馆》和《天下第一楼》等。

　　人艺出身的杨立新也倾向于用现实主义来表现如此厚重的题材。“某种程度上说，现实主义更难演。这也应了老祖宗一句话，画鬼神容易，画犬马难。这个戏，环境实实在在的，人物活灵活现的，时间地点矛盾都是具体的。具备了这些东西才会是鲜活的，它就好看啊。”杨立新说。

　　剧中一对分隔4年的教授夫妻，政治见解不同，她们相见时会是个怎样的情形，是近一点还是远一点，该有多少亲近，又有多少疏远。杨立新拿到剧本之后，就在反反复复琢磨这些问题。“第一遍看的时候你跟主人公同喜同悲，但看到第三第四遍的时候，人物的形象就淡化了，只剩下台词了。但是你再看，去寻找台词与台词间的逻辑，轻重的阶梯，矛盾的构建。”

　　写剧本用了8天半，舞美从设计到装台用了17天，排戏从对词到演出用了34天。这个过程看似一气呵成，但几位主创却当得并不轻松。杨立新演话剧30多年，但给专业团体导戏还是头一回。“我是国家一级演员，那人家那（云南省话剧团）也有国家一级演员，而且人家有人家自己的风格。我给人导戏，是不是有点‘那个’了。” 他遇到的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很多演员只说台词表面，“念台词”，在杨立新看来这是“没有用到功夫的习惯”。

　　杨立新跟演员分析每句台词背后的“意思”。“沈教授夫人从北京到昆明来，儿子见到她第一句话说：妈，妈妈！作者为什么前面是一个字，一定是没有想到的吃惊，脱口而出。后面才是一声大呼。我们要从这种细微的变化中找感觉。”整部戏的台词就这样一句句地过。

　　剧中沈谦之、唐若英夫妇关于周作人附逆的争辩是贯穿始终的一个矛盾。唐若英从北平不远万里来到昆明，试图劝说沈谦之离开这个危险的城市，结果被对方严词拒绝，并得到“汉奸”的骂名。杨立新让扮演唐若英的演员一定要理直气壮，“你不要理亏，留在北平的教书匠、生意人、市民，都是汉奸吗？显然不是。而且她过来劝丈夫离开理由也很充分：这么艰苦的条件，连肚子都吃不饱，还怎么教学啊，学生还学得下去吗。如果怒江被拿下，昆明很可能会像南京那样被屠城。”

　　苦中作乐的联大生活

　　“我认为当时世界办得最好的大学不是牛津不是哈佛不是剑桥，而是中国的西南联大。”刘进元跟西南联大毕业的汪曾祺曾有过接触。用杨立新的话说，刘已经是“半个西南联大专家”。刘进元分析当时西南联大面临的局势：“日本从缅甸过来已经打到怒江，国民党军队守在怒江。要是日本人打过来，就会拿下宝山、大理。这样就可以拿下昆明，然后就长驱直入，拿下重庆，中国就亡国了。中国的一所大学，就在那样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站住了。”

　　西南联大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奇迹。抗日战争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由平、津经长沙迁往昆明，合组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中部分师生由长沙步行至昆明，文人长征，旷古未有，联大校歌首句“万里长征”即指此。西南联大与抗战相始终，其间共有1100多人参军，占联大历届入学学生总数的七分之一。大学生如此大规模的投笔从戎，史无前例。

　　《我的西南联大》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大后方云南弦歌不辍、艰苦治学的故事。话剧截取了当时居住在云南四合院中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生活片段，设计了教与学、爱与恨的“零散”情节，“汉奸”和“文理之争”等矛盾穿插其中。

　　4月21日该剧在北大首演。1943年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已经88岁高龄的沈克琦现在还担任着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会长。听说这个关于西南联大的话剧要在北大演出，他第一时间就买了6张最贵的票。“关于西南联大的一切，对于我们这些曾经在那里学习过的人来说就是一个情结，西南联大的学风、还有那种刚毅艰卓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这一代人。”同样80高龄的王宗周老人十分看重这场演出，特意戴上了联大的校徽，并带着同为联大校友的老伴一同前来观看。

　　演出结束，老校友们自然成为观众的焦点。他们对话剧基本持认可态度，但指出“那个‘一颗印’是教授住的，学生住不起”。刘进元介绍，当时教授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国的教授，在抗战以前他们的生活是很优越的，部聘教授一个月300现大洋。家里有车夫，有老妈子，有厨师，生活很优越。当日本人打来的时候，他们放弃了这种生活。到了昆明之后，生活跟以前的比就是天上地下。”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带着一群教授夫人做一种糕，叫定胜糕。闻一多除去教书之外，给别人刻章，都是明码标价的，因为他是大学者，又是大篆刻家，通过这个挣钱贴补家用。

　　沈谦之和董嘉良两位文理科的教授常常互相开涮，还有各种苦中作乐的情节，都是刘进元的特意设计。刘进元曾读过汪曾祺写西南联大的回忆文章，他承认剧中段嫂和偷鸡的学生简明义来自汪曾祺的小说《鸡毛》。“他的那些文章写得非常有情调，知识分子不是天天都板着面孔，每天紧锁眉头，他们还是很有生活情趣的。”沈从文搜集瓷器、漆器，以很便宜价钱买回来就送给朋友们；金岳霖在那养了一只鸡，每天这鸡跟他在一个桌上吃饭。“剧里两位教授在谈论涉及生活上事情，尤其男女之事时，互相逗一逗开开涮，我们不回避这些，不给人物造光环。这样人物才可信。”

　　处在战时的西南联大校规极其严格，剧中学生简明义考了59分被要求重修，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我从一些史料上看来的。他们的校规确实非常之严。59分就是必须得重修。”刘进元说。1944年，汪曾祺所在的年级忽然被征调进入缅甸做译员，由于拒绝征调，他被开除学籍以肄业身份离开西南联大。同样遭到严苛校规制裁的还有国学大师刘文典，在开学前他因给人写墓志铭而耽误了返校，中文系主任闻一多认为刘违反校规便宣布不再聘用，刘文典只好去了云南大学。

　　刘进元一再强调《我的西南联大》的“现实意义”。“我是一个没有读过大学的人，种地出身的，在北大荒呆了十几年。西南联大这个题材太重要了，它一直感动了我很多年。”刘进元说，自己投入极大的热情去写这个剧，有一个更大的推力，就是对于现在教育现状的一种忧虑。“什么是大学，西南联大讲得很清楚，大学不是大楼、大师之谓也，是培养大师的地方，培养知识分子的地方，知识分子是什么，应该是对现实不断批判的这么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