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联合国国际法官杰弗里-罗伯逊：总统审判者

杰弗里-罗伯逊

　　专访联合国国际法官杰弗里.罗伯逊――总统们的审判者

　　杰弗里.罗伯逊以审判独裁者、打赢200多场标志性官司而著称。他曾参与起诉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马维拉前总统班达、塞拉利昂战犯，培训过审判萨达姆的法官，并为多家媒体和《撒旦诗篇》作者拉什迪作过辩护。近日，这位法官兼律师在北京接受了《外滩画报》专访。

　　文/ 刘莉芳 吴琦（实习） 图/ 江浩

　　今年是英王查理一世被处死360周年。这位暴君的死标志了英国封建专制的结束，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是谁宣判了查理一世死刑。

　　这位勇敢的法官名叫约翰.库克，他的传记《弑君者》刚刚出了中文版, 作者是澳大利亚著名律师杰弗里.罗伯逊。

　　64岁的罗伯逊堪称库克的衣钵传人，他以审判独裁者、打赢200 多场标志性官司而著称。近日，这位法官兼律师在北京接受了《外滩画报》专访。

　　为第一个元首审判者立传

　　据书中记载，查理一世实行了毫无节制的专横统治，造成工商业萧条、物价上涨、民怨沸腾。他两次发动内战，最终于1647年底被克伦威尔的国会军打败。1649年1月27日，他被国会与军队组织的特别法庭判处死刑。

　　在当时，审判国王无疑风险巨大。1351年的《叛国法案》将审判国王定性为叛国行为。接到起诉国王的案宗时，一位法官躲在被子下面，另一位在帽子上绑了一圈铁丝，以防刺客的子弹。只有库克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命。

　　库克的指控从一个基本命题开始：国王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根据国家法律”被委托、有一定权力限制的官员，因此可以成为犯罪主体。10天后，库克在判决书上签字，宣布国王死刑。

　　这一事件开创了审判近现代国家军政首脑的先例。11年后，库克却被查理二世的中央刑事法庭判处五马分尸。

　　2007年，罗伯逊为库克立传。他在前言中写道：“库克为之献身的这项事业——任何将战争强加于人民的统治者都将受法律制裁，终于成为大势所趋。”

　　罗伯逊曾参与起诉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由于被告的健康原因，审判不得不中断。几年后皮诺切特病逝时，罗伯逊发表声明：“皮诺切特死了，我想他不会上天堂。他的死亡剥夺了我们对他进行审判、以告慰受害者的机会。”

　　罗伯逊多次扮演“暴政清算者”角色。萨达姆受审前，他负责培训伊拉克法官。2002年，他被任命为联合国塞拉利昂特别法庭首席法官。他还参与起诉马维拉前总统海斯廷斯.卡穆祖.班达。

　　因其公正、专业声誉，罗伯逊经常受命于各国政府：1984 年被澳大利亚聘为“诽谤法”改革顾问；1988年任英国王室法律顾问；1989 年参与起草塞舌尔新宪法；1990 年被安提瓜总统委托调查麦德林集团军火走私案；1991年美国参议院请他协助调查武器走私问题。

　　罗伯逊也在多桩大案中担任辩护律师，在英、澳等国为公民自由辩护，打赢了很多标志性官司。他的著作《反人类罪》、《正义游戏》、《媒体法》等均反响巨大，有些被用作教科书。

　　记者面前的罗伯逊笑容和蔼，态度可亲。为照顾记者，他英语说得很慢。

　　B=《外滩画报》R= 杰弗里.罗伯逊（Geoffrey Robertson QC）

　　关塔纳摩与非洲战争罪行

　　B：去年11 月你撰文建议奥巴马关闭关塔那摩监狱、禁止酷刑，恪守《日内瓦公约》。半年过去了，你对奥巴马的进展如何评价？

　　R：我很高兴奥巴马总统作出了关闭关塔那摩监狱的决定，并表示支持《日内瓦公约》。布什对《公约》的糟糕态度，是他作出的最坏决定之一。关闭关塔那摩，意味一个时代的终结。我并不认为禁止酷刑会妨碍搜集证据，酷刑通常会造成屈打成招。柬埔寨曾用酷刑强迫上千人认罪，最后证实由此获得的绝大多数信息都是错误的。

　　B：奥巴马不赞成死刑，但希望处决拉登。你如何看待？

　　R：死刑将是奥巴马面临的一大难题。美国和中国、巴基斯坦、伊朗等国一样，仍然保留死刑，但已经有136 个国家禁止了死刑。奥巴马可能无法改变美国的死刑制度，但比起布什，奥巴马已经有进步，因为他出身宪法律师。

　　B：去年，非洲娃娃兵战争回忆录《长路漫漫》在中国引起关注。作者来自塞拉利昂，13 岁就被强征入伍。作为联合国塞拉利昂特别法庭首席法官，你怎么看？

　　R：这本书对我也意义很大。我甚至听说年纪更小的孩子，只要拿得起枪，就会被强征。这些小男孩还卷入村落间冲突，例如一个12岁小孩被命令去枪杀另一个村子的首领。小女孩也要给士兵做饭，还被军官强奸。这些都是发生在塞拉利昂的惨象，男孩女孩被拖去前线，甚至被下令砍掉亲戚的头，非常可怕。亲眼见到这类事情的发生，见到那些作为证据的影像资料时，我深受震撼。我见过最可怕的是，有人吃掉敌人的心脏——这代表对敌人力量的彻底消灭。那种震撼难以形容。必须阻止这种现象的重演。非洲有30 万童兵，他们受到严重心理创伤。在法庭上，我判决雇佣童兵违反国际法。我们是世界第一个这样做的法院。

　　B：你在塞拉利昂待了5年？

　　R：我是被联合国派去的。一共去了5个法官，我被选为上诉庭首席法官。塞拉利昂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我去的时候战争还在进行，联合国给我派了30个强壮的蒙古保镖。我搭乘直升机到处跑，那种1950年代产的直升飞机有时会失事。但最严重的问题是疟疾横行，传染速度比HIV更快。后来我重返塞拉利昂，发现那里的情况一次比一次好。当然，塞拉利昂的当务之急，是安置战争受害者。很多人说与其把钱给国际法院，还不如直接交给受害者。我认为当受害者看到有人站出来审判那些施暴者，这也是一种安慰。法院还可以让受害者诉说遭遇，让罪犯向他们道歉，这对他们的心理康复也有好处。公开这样的审判，也能阻止一些潜在的战争犯罪。这些战争都是因为人类的贪婪引起的，比如利比里亚前总统查尔斯.泰勒为了争夺钻石矿藏，就做出比动物更凶残的事。

　　B：听说泰勒在法庭上微笑、送飞吻？

　　R：那是在初审法庭，我是上诉庭法官，上诉审判比较顺利。上诉庭有个规矩：受害者可以旁听，见证正义的伸张，这让泰勒很紧张。因为担心泰勒的安全，法庭转移到海牙。塞拉利昂人可以通过电视看到，审判不是秘密进行的。

　　班达、萨达姆和米洛舍维奇

　　B：萨达姆在庭上质问法官：你凭什么审判我？就像当年的查理一世一样。

　　R：360年前，当查理一世提出这个问题时，没人能好好回答。但今天对萨达姆的问题，答案可以在《联合国宪章》中找到：第七章规定，安理会可以在必要时干涉国家间冲突，维护世界和平。对米洛舍维奇和巴希尔（苏丹总统）的审判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不幸的是，对萨达姆的审判是不合适的。

　　B：为什么审判萨达姆的是伊拉克特别法庭，而不是联合国法庭？

　　R：审判萨达姆不是由国际法庭出面，而是变成了一种复仇，一种政治审判。虽然我参加了对审判法官的培训，但那些坚持用国际法来进行审判的当地法官，都被伊拉克政府撤换了，所以那次审判并不让人满意。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联合国的国际法庭的确更有合法性，结果会更公正。

　　B：米洛舍维奇在法庭上表现如何？

　　R：他拒绝使用律师，要求自我辩护，像个烈士。他一直说个不停，谁也拦不住，只能把他的麦克风关掉。

　　B：你对哪一个受审人物印象最深？

　　R：我都只看到他们的最差状态。受审时他们都已经老了。我最讨厌的应该是海斯廷斯.班达（1902-1997，马拉维前总统）。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一次代表团到访时，他竟然伸手去摸在场的一个女人，还夸耀女人有多么爱他。我觉得他很恶心。他被指控犯了许多罪状，比如杀人、酷刑、使用秘密警察等。

　　B：许多残暴统治者最终并未受法律惩治，正义如何体现呢？

　　R：我们需要国际刑事法的原因，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对人类犯罪的人，并阻止其错误行为。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之后，战犯开始受到制裁。东京审判认为裕仁天皇只是傀儡，所以没有波及到他。东京审判不如纽伦堡彻底。米洛舍维奇和皮诺切特（智利前总统）都被逮捕和起诉，但没有被定罪就死了。确实有不少人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弗朗西斯.培根曾把这个称作“选择性正义”（selected justice）。全球的正义运动一直到1990 年代末才开始启动，至少有一些统治者已经受到了正义的审判。国际法在发展，但也有很多问题。但至少未来如果再出现希特勒这样的人，他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们必须保证基本的正义”

　　B：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是否会面临战争罪起诉？

　　R：我认为，以色列应该为杀害无辜的妇女儿童被起诉，但首先需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开始对此进行独立调查。我们需要用事实来判断以色列是否犯了战争罪，而不是横加指责，所以开展独立调查应该是第一步。

　　B：联合国国际法院迄今已作出近百项裁决，但似乎不是每项都得到执行？

　　R：首先要把联合国内部司法理事会（UN Internal Justice Council）与国际法院（Internaional Court of Justice）区分开来。我是前者的委员。国际刑事法院的确有许多问题，比如审判进程缓慢、法官偏袒本国等等。美国还中途退出了国际刑事法院。我希望奥巴马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持更加支持的态度，因为作为一个国际法庭，国际刑事法院在运作上的确有一些问题。但它在一些地区也取得了良好效果，有过许多成功判例，比如1946 年的科孚海峡案就确立了一条原则：在非自卫的情况下，禁止任何国家侵犯他国主权。

　　B：电影《朗读者》中为纳粹效力的女人被判终身监禁。有评论说那是时代和战争的错，不是她的错。你怎么看？

　　R：《朗读者》是一部有趣的电影，拍得非常好。原著我也看了。这部电影说明，罪犯也是人，他们一时的残暴行为是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许多人都是奉命行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电影是个悲剧，那个女人无法获得减刑，面临多年甚至终身的牢狱之灾。接案时，我都会告诉委托人：只有说出真相，你才能获得自由。但有时他们说了真相，律师反而无法进行有效辩护，甚至会劝他们放弃诉讼。其实，他们有时并不是如诉讼书中说的那种重罪犯，《朗读者》中的案子即是如此。我认为，那个女人有罪，但不应承担主犯的责任。战争会迫使人们作出艰难选择，多数德国人如《朗读者》所说，都选择了相对轻松的那条路——执行命令。如果让我来宣判，一切都应根据证据来判断真假。假如德国和日本赢得那场战争，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完全不同。

　　B：你相信存在真正的公正吗？

　　R：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正，人都难免犯错，但我们有义务保证基本的公平。我认为我们是知道如何保持自身公正的。也许我们不是每个判决都正确，但我们依照公平的程序行事，我想我们能做出正确的判决。

　　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

　　B：《弑君者》比我想象的好读很多。是否有电影公司要把它搬上荧幕？

　　R：的确，这是个很戏剧化的故事，情节起伏很大。有几家制片商来找我，不过还没定下来。也许库克可以由菲利普.西摩.霍夫曼来扮演，他夫人可以让海伦.米勒扮演。呵呵，我现在就可以开始排演员表了。

　　B：2002年你曾在纪录片《审判亨利.基辛格》中扮演自己？

　　R：我经常在电影里被人扮演，最近的一部是叫《出版物》，扮演我的是在《哈利.波特》演过巨人罗比.考特兰。我自己也拍过几部纪录片，最近拍的一部叫《你以为你是谁》（BBC 系列节目，每集请一个名人追溯祖先。罗伯逊祖籍苏格兰。）上周，我在悉尼和墨尔本为几千人表演，在台上我会说说笑话。也许在当时我是明星，之后我还是平常人。在镜头面前，人是不一样的。摄像机对着你，灯光一亮，行动都不经过大脑。我处理很多死刑案件，许多生命在我手里，那是件很严肃的事。

　　B：你曾指责英国政府未尽力维护新闻自由，也批评英国传媒不长进？

　　R：我想引用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的话：言论自由最重要，它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我有时会批评英国政府的做法，也批评英国的诽谤法害得报纸多破钞。我为《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媒体都打过诽谤案子，提出媒体因为公共利益而做的报道，不应以诽谤被起诉。英国媒体不如美国媒体自由，我认为这种情况需要改善。媒体自由非常重要。

　　B：听说你妻子也是个著名作家？

　　R：我妻子出书比我多，并且更畅销，最新一本叫《如何“谋害亲夫”》（Howto kill your husband）。我们有一子一女，儿子是个网球手，女儿将来可能当律师，现在还在学中国历史。我们家与任何澳大利亚普通家庭一样。但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我们住在伦敦。在生活上，我和妻子一直都互相支持。（本文感谢徐璇女士的大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