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牛津大学教授米德：“五四”与中国道路

　　海外汉学方兴未艾，英国的汉学家也不在少数，但是要找到一个专事“五四运动”研究的汉学家并不容易。与多位英国的汉学家数次邮件往返，却屡屡被告知“此非专长，恕难相告”。之后，记者转向了图书馆，搜寻中，一本红色封面的书出现在“中国相关”书架上，名曰《痛苦的革命：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斗争》(ABitterRevolution: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ModernWorld)，正是探讨五四运动和20世纪的中国历史政治。而令人兴奋的是，其作者拉纳。米德教授所在的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与记者所在的牛津大学路透传媒研究所，巧合地同属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

　　又一个星期的邮件等待之后，复活节前夕(4月10日)，刚刚从日本搜集中日战争资料返回英国的米德教授，在他牛津的家中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窗外春雨迷蒙，沙发上的防尘罩还没来得及拿掉，米德时而英文时而中文，显露出与他的年龄不甚相称的睿智。

　　米德1969年出生，在英国南部小郡苏塞克斯(Sussex)长大，他从小就对中国话题感兴趣，后来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移居牛津，从教于牛津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和政治。他的学术研究，试图从战争和侵略之中，找到它们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联系，其中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200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痛苦的革命》。该书围绕“五四”，讲述中国在推翻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后，走向现代国家道路上经历的一系列痛苦不堪、至今尚难说完成的斗争。次年，米德因为该书获得英国学术著作奖，并被评为2005年度英国青年学者。

　　米德认为，“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不在于一群学生走上街头，不在于烧了一个赵家楼，而在于它所孕育的影响了此后整个20世纪中国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情绪。“五四”也并非因为1919年5月4日这一天而重要，而是串起了一个时代(atime)、一种氛围(anatmosphere)、一种情绪(a mood)和一种影响今日中国社会、政治的能量(anenergy)。同时，“五四”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提出了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案，而在于它问出了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问题，并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可能性。

　　“五四”提出“中国怎么办？”

　　中国的确有很多机会问这个问题，比如1898年清末的“戊戌变法”，但是“五四”时期人们问出了最广泛意义上的中国问题。

　　时代周报：你用“bitter”来形容“五四”以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翻译为中文，它是“痛苦”、“苦涩”的意思，实际上，鲁迅就曾经说过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你选择这个词的用意是什么呢？

　　米德：我用“bitter”这个词，是因为我认为中国在20世纪的时候，经历了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更加艰难的时期。我主要指的是里面的“冲突”。从前半期的抗日战争、内战，到后半期的“文革”等，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冲突的历史，这种冲突充满着你死我活的争夺。而因为世界大战的发生，这也是一个冲突的世界。

　　同时也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冲突的政治，那时的中国不像西方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有一个“民主”的系统。在那个系统内，人们反对这个或者那个政党，但是不反对“民主”系统，而中国那个时候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但是它们不能在一个系统里同时存在，两个党只有一个党可以存在，所以，这个政治也完全是一个冲突的政治。20世纪的中国我认为最重要的两个事件，都是非常激烈的“冲突”。一个是抗日战争，中国人反对日本人入侵，这是真枪实弹的冲突；另一个是共和国期间的政治。这些经历，足以形容为“痛苦”。

　　时代周报：那么在你看来，“五四”运动在这段“痛苦”的历史中处于什么地位，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

　　米德：“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不在于一群学生走上街头烧了一个赵家楼，而在于它所孕育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情绪。“五四”并非因为1919年5月4日这一天而重要，而是串起了一个时代(atime)、一种氛围(anatmosphere)、一种情绪(amood) 和一种影响今日中国社会、政治的能量(anenergy)。

　　虽然中国从20世纪初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些变化之中的不变是自“五四”以来中国人就在问的一些问题。那个时候的政治先锋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在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世界，中国应该怎么办？我认为这个问题贯穿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我想民国时期的中国在问这个问题，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在问这个问题，现在的中国还要问这个问题。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国经历了“痛苦”的战争和冲突。而“五四”的重要性，就在于它问出了这个承前启后的问题，此后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都可以看作是中国人为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付出的代价或者说努力。

　　时代周报：通常我们认为自清朝末期中国遭到列强侵略以来，中国人就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救国”运动，可以说早在1919年之前就开始问“中国怎么办”的问题，为什么你认为“五四”才是最重要的呢？

　　米德：中国的确有很多机会问这个问题，比如1898年清末的“戊戌变法”，但是“五四”时期人们问出了最广泛意义上的中国问题，包括：中国如何解决贫困问题、妇女问题、内战问题？中国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思想？中国如何对待西方政治思想？非西方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吗？中国如何应对帝国主义等等。

　　“五四”探索中国各种可能性

　　“五四”时期各种政治思潮非常复杂，但这种复杂正是最大范围地反映了中国所具有的五彩纷呈、激动人心的可能性。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论述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现代中国是被“五四”塑造出来的。我很感兴趣你的“塑造”(shape)的说法，你认为现代中国的哪些方面是被“五四”塑造出来的？

　　米德：我的确是说“五四”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很重要，可是这里要小心一点，我不是说“五四”以外的影响不重要，现代中国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毛泽东思想、孔子思想，还有类似鸦片战争这样的历史记忆。但是对我来说，1919年前后的政治情绪和社会氛围营造出了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塑造了此后整个中国20世纪历史的一系列思想和观点，这个现象被称为“五四”。对政治、社会问题感兴趣的中国人，他们用的语言，他们用的思想，大多数用的还是“五四”出现的说法。

　　“五四”在中国历史上是创造了一段传奇，在此后的年代它成为了一个标签，不同的政治组织都试图从“五四”一系列的事件或者思想流派中寻找为其所用的因素。此外，直到现在，“五四”提出的问题还在困扰着中国。

　　20世纪的中国，每隔一个20年都有一个阶段性的特征，20年代，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同时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就中国的资源展开争夺；40年代，作为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千万中国人死在战场；60年代，走出战争梦魇并迎来共产主义胜利的中国，发现自己又陷入“文化大革命”之中。 (来源：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