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60年报道之长沙 篾篓夹密信送交毛主席(图)

一年统战角逐，长沙和平解放

曾任湖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亲历长沙和平解放的黄道奇

　　一年统战角逐，长沙和平解放

　　1948年7月，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人民解放军正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时刻，古城长沙充满了夏日的躁动。

　　这时，一个人的到来，让弥漫在长沙城紧张的政治空气出现缓和。他就是程潜，新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这位国民党元老的到来立刻进入中共湖南省工委的视野。此后，程潜的一系列言论和行为，不断地让时任湖南省工委书记的周里发现，“他还是有可能走和平道路的，应该争取过来。”回首历史，如此敏锐的统战意识，使得长沙在一年之后和平解放，也避免了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

　　“湖南家长”主政

　　当解放战争进入到1949年7月的时候，解放军不但已解放了南京、武汉，而且湘东北的临湘、平江、浏阳、岳阳、湘阴、醴陵、常德、安乡等十余县也相继解放，此时白崇禧已退守湖南，并想逼迫程潜离开湖南去广州任考试院长，已进行了一年策反工作的长沙是战是和？何去何从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是周里面对的最大的问题。

　　前一年的7月，新任国民党长沙靖绥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程潜来到长沙。虽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67岁的他还精神矍铄地在公开场合唱了一些反共的高调，比如表示要“拼命”，但湖南省工委在对他作了分析后认为，他还是有可能走和平道路的，“理由有三：一是他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拥护国共合作；二是他是湖南人，不能不替家乡人民着想；第三，他与蒋介石和桂系都有矛盾。”程潜上任后也释放出多种积极的信号，如发布了“限租护佃”的布告和《告湖南省属县市土豪劣绅书》、撤销了“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反共组织等，表现出了向人民靠拢的意愿。而程潜的这些举动，都在以周里为首的湖南省工委的视线之中。这也正是湖南省工委决定争取程潜的政治基础。

　　省工委随即确定由地下党员余志宏专门做以程潜为主的上层统战工作，由周里直接领导。余志宏毕业于中山大学，曾任前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的秘书，认识一些上层人士，后到湖南大学任讲师，而且他与程潜还是醴陵老乡。周里认为选他来做这个工作是合适的。

　　要争取程潜，就要通过能接近程潜的人去做工作，而程星龄无疑是最佳人选。程星龄是程潜的族弟，曾被蒋介石以共产党嫌疑在台湾拘押过。余志宏就和思想进步并且与地下党有联系的马子谷商量，马子谷建议写信将程星龄请回湖南。

　　余志宏又了解到，住在湖南大学附近桃子湖的省政府顾问方叔章，有思想进步倾向，他经常出入省政府，可以与程潜无话不谈，便想办法认识了方叔章，并通过湖南大学教授李达动员方叔章去做争取程潜的工作。

　　便宴触动程潜

　　程星龄于1948年8月来长沙后，周里和余志宏多次与他会面，商量如何争取程潜。当时开展了两项影响较大的活动。

　　一项是王家菜园的时事座谈会，参加人员有长沙绥靖公署秘书长刘岳厚、长沙市长蒋昆、银行界知名人士唐文燮等五六人。这个座谈会每周一次，经常在王家菜园蒋昆家举行。这个座谈会，提高了大家对时局的认识，同时也可以了解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

　　还有一项，便是桃子湖的便宴。这年冬，经余志宏安排，方叔章在自己家里请了一次客，前来赴宴的有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伍薏农，民盟湖南地下组织负责人肖敏颂，接近程潜的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肖作霖、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还有程星龄、余志宏。李 达说话直率，“颂公应当替湖南人民着想，湖南不能打仗，只有走和平的道路！”事后，肖作霖、邓介松将此次便宴的情况告诉给了程潜。此后，方叔章还多次与程潜谈话，并对他说：“颂公，如果共产党的军队来了，你准备走哪条路？打吧，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打垮了，白崇禧那二三十万人更打不赢；为湖南人民着想，也是不能打的。跑吧，你一家二十多口人，你又只有那么多钱……怎么办呢？”这话对程潜有很大的影响。

　　年底，程潜和程星龄又长谈了一次，终于决定：委托程星龄代表他与地下党联系。程星龄本来就是省工委找来争取程潜的，程潜此时要他代表自己联系地下党，这正随人愿。此后的1949年1月14日，毛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生命，批驳蒋介石的求和声明并提出8项和谈条件后，程潜赞成和谈，并下令湖南暂停征兵。但因共产党提出的43名头等战犯中有他的名字，他对8项条件中关于惩办战犯一条有所顾虑。省工委了解程潜这一思想动向后，便通过程星龄、方叔章去做程潜的工作，随即又由程星龄写信给在上海的程潜的儿子程博洪，请他回来做程潜的工作，最终使程潜消除了原有的疑虑。

　　陈明仁入调湖南

　　程潜要控制湖南局势，没有军队是不行的。虽然他来湖南后着手整编6个地方保安师，但新兵多，战斗力不强。程星龄就和原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商量，把陈明仁调来长沙，协助程潜掌握兵权。陈明仁是程潜的同乡和学生，两人关系较深，而且陈明仁因他在东北四平街和解放军打过仗后反而受排挤一事，对蒋介石有所不满，他与白崇禧桂系也并无渊源。周里认为，陈明仁也是湖南人，自然也对湖南人民有感情，他也不愿看到湖南人民再次遭遇战争的痛苦，他随程潜一道走和平道路是有可能的。刘斐与白崇禧关系较深，于是，由他到武汉去见白崇禧，建议把陈明仁调到湖南来。白崇禧为了控制湖南，保护广西老巢，即表同意。他当然不知道这是另有计谋，被蒙在鼓里的他还傻傻地打电话征求程潜的意见，程潜岂有不同意的？

　　陈明仁来湖南后，即向程潜表示“愿跟颂公走”。不过，他也有顾虑：一是怕泄密，二是怕被算旧账，三是怕戴“投降”帽子，自己的部队被当俘虏看待。因为有这样的顾虑，他非常谨慎，在公开场合都是唱花脸，称要和共产党打到底。程星龄和余志宏就把陈明仁的亲信旧部李君九请来，做陈明仁的工作。周里还派余志宏代表省工委秘密会见了陈明仁，他们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湖南人民的和平愿望，以及共产党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还谈了起义和投降的区别：起义是自觉的主动的行动，投降是战败被逼的结果，等等。此后，陈明仁逐渐消除了顾虑。

　　但是，此后人们看到的，仍是陈明仁以反共主战面貌出现，并修筑城防工事，作出一些坚守长沙的姿态，而且，他还有意拉开了与程潜的距离——这是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都是用来哄骗白崇禧的。在这非常时刻，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引起蒋介石、白崇禧的怀疑，否则，一切都有可能前功尽弃。陈明仁还嘱咐李君九：和平应变必须绝对保密，只能有一两个人知道，要保证绝对安全。他还要李君九千万不要在人前对他的此种行为作出解释。共产党方面也对陈明仁提出了这样的告诫：表面上一定要不动声色，不能引起怀疑！

　　密信送交主席

　　1949年6月，程潜写了要求和平解放的备忘录，请省工委送交党中央和毛主席。程潜在备忘录中写道：“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平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

　　程潜的备忘录须立即秘密、安全地送交党中央。于是，周里立即请做篾匠的地下党员赵连生特制了一担夹层篾篓，将密写的省工委向华中局的报告和程潜备忘录，一起藏在篾篓夹层中，周里计划派地下党员黄人凌、张友初扮成商人，将之送到汉口华中局。

　　1949年6月22日，长沙李园，周里等人正在商量路上的计划，意外发生了，4名国民党宪兵突然闯了进来。在场的人迅速一同坐下，打起麻将牌来，宪兵上楼时，已经开打半圈。在场的唐太太见势忙打招呼，拿起哈德门香烟忙不迭叫老总也来两圈，并塞上一包银圆，宪兵见主客俨然宦贵，也就随意看了看，机智的地下党员们，最终打发走了这队宪兵，备忘录算是逃过一劫。

　　大家惊出一身冷汗，周里判断，敌人可能已经有所察觉，事不宜迟，备忘录必须连夜送出。

　　除了备忘录外，周里还写了一封给华中局的报告，要黄人凌用特制的药水，抄写在纸上，干了后就看不到字。另外，黄人凌准备了一个假的国民身份证，证件上的名字叫“王必文”。

　　6月23日凌晨，黄人凌会同张友初一起，带着篾篓登上了长沙到岳阳的火车。列车开到捞刀河附近时，国民党宪兵开始挨个盘查。黄人凌和张友初镇定自若，用假身份证骗过了宪兵，到达岳阳。但在岳阳，他们面临了严峻的考验。

　　国民党军队江防前线的城陵矶设有封锁线，岸上有机枪大炮，水上有巡逻舰艇。日夜监视江面，禁止船只往来。一旦发现渡江船只，就用机枪扫射或巡逻艇追捕。”最后是岳阳的地下党组织为两人找了熟悉水路且可靠的船工，送他们渡江。

　　程潜通电起义

　　一番曲折之后，黄人凌和张友初终于在汉口找到了华中局，并将密件亲手交给了组织部长钱 瑛。钱 瑛指示，张友初先行返回湖南，黄人凌则留在武汉，给即将去长沙的一支干部队伍介绍情况。这只队伍的代号是：105部。

　　1949年7月4日，毛泽东收到《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备忘录》，当即给程潜回电说：“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可见毛泽东对程潜的充分信任。

　　8月4日，程潜、陈明仁等发出起义通电，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加入中共之领导人民民主政权”，“打倒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

　　8月5日傍晚，人民解放军四野十二兵团的先头部队一三八师举行入城仪式，分三路浩浩荡荡地进入了长沙市城区。

　　8月6日下午，省工委书记周 里、长沙市工委书记沈立人和程潜、陈明仁的代表，以及湖南军政当局和平谈判代表、省会各界代表等1000人到东屯渡迎接以金 明、袁任远、唐天际、解沛然等组成的人民解放军和平谈判代表团。

　　8月20日，经中央批准，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湖南省工委与随军南下的中共湖南省委合并，成立新的中共湖南省委员会。

　　周里此时无限喜悦：“地下党的生活结束了，见到天日了！”

　　本文得到原湖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曾亲历长沙和平解放的黄道奇，周里之子周五一的帮助，特此致谢。

　　湖南和平解放与我的父亲周里和湖南地下党

　　60年前（1949.8.5）的湖南和平解放，和北平和平解放（1949.1.31.)、新疆和平解放（1949.9.25)以及云南和平解放（1949.12.9）等，构成了上世纪我国解放战争中的几幅壮观 的历史画卷。而湖南的和平解放又有其特殊意义，他是由当地的中共党组织（湖南地下党）独立自主、积极主动地策反当地的国民党当权者（程潜等）起义，历时一年而最终促成和平解放的典型范例。

　　有两组数字极具象征意义：一个是四、五、六，一个是七、八、九。

　　四、五、六说的是1949年的八月四、五、六三日所发生的事。八月四日，程 潜、陈明仁领衔（37名国民党将领联名）通电全国，脱离国民党政府,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八月五日，人民解放军四野十二兵团先头部队138师举行入城式，长沙数万群众夹道欢迎，湖南正式宣告和平解放；八月六日，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 里、长沙市工委书记沈立人和程 潜、陈明仁的谈判代表唐 星、唐生明等各界人士，到浏阳河的东屯渡迎接以金明为首的解放军和谈代表团进城（地下党最高负责人和已经起义的国民党代表同去迎接解放军和谈代表团，这是非同寻常的）。湖南和平解放这一历史进程至此水到渠成、完美落幕。

　　七、八、九说的是一年前的1948年七、八、九三个月里所发生的事。七月，国民党元老程 潜走马上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和湖南省政府主席；八月，程 潜发布“限租护佃”的布告和《告湖南省属县市土豪劣绅书》、并下令撤销反共的“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组织等，表现了他向人民靠拢和有走和平道路的迹象；紧接着在九月，发生了两件当时并不被一般人所知但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一是中共湖南省工委决定成立军事策反小组并任命余志宏为组长，专门针对程 潜（及后来回湖南的陈明仁）等做统战策反工作；二是在省工委的策划下，程星龄已经悄然回到了长沙。

　　不失时机地成立军事策反小组这一前瞻性的专门机构，是省工委为了湖南的和平解放所作的一个重大决策,标志着省工委把策反程 潜和湖南和平解放作为了工作重点；余志宏是一位素质高、能力强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优秀地下党员（他早就与国民党上层有多方面的关系，曾任前湖南省主席王东原的秘书，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湖南大学讲师，程星龄回长沙就是余志宏参与策划的第一个杰作），委任他为组长，使统战策反工作有了最得力的干将，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省工委为了湖南的和平解放又一英明的人事安排；程星龄是程 潜的族弟和亲信，早与共产党有联系，省工委把他召回湖南，等于是地下党在程 潜的身边安插了自己的代言人，这是省工委为了湖南的和平解放所布下的决定成败的一粒棋子。

　　这（七、八、九）三个月在湖南所发生的事，为一年后（四、五、六三日）湖南和平解放的完美落幕，布下了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开局，湖南和平解放这一历史进程的序幕，从此徐徐拉开。

　　这里仅简要的回顾一下策反的主要经过：

　　1948年10月至12月，余志宏和程星龄策划了在长沙王家菜园、当时长沙市的市长蒋昆家定期举行的时事座谈会,参加的多是湖南的军政商界要人；

　　1948年11月，余志宏和程星龄又策划了在长沙河西桃子湖程 潜的顾问、方叔章家的便宴，在座的都是程 潜身边的军政首脑；

　　1949年1月，从广州派回湖南的地下党员涂西畴任军事策反小组副组长，专门针对陈明仁部中下层军官及国民党其他军、警、宪、特人员进行策反；

　　1949年2月，经省工委和程星龄等的多方运筹和程 潜的同意，陈明仁终于率国民党第一兵团来到湖南，随后省工委又策划愿为地下党工作的陈明仁的亲信李君九回湖南，如法炮制地安插在了陈明仁的身边；

　　1949年4月，余志宏代表湖南省工委（周 里）与程 潜正式会面；

　　1949年6月，由程星龄起草、程 潜署名的湖南和平起义备忘录由余志宏转交到周 里手中，和省工委的工作汇报两份绝密文件一起，由地下党员黄人凌、张友初藏于篾篓中秘密送到已经解放了的武汉中共华中局再转交党中央、毛主席。

　　之后毛主席亲自给程 潜回电，中央和华中局也相继派人来湖南。

　　至于程 潜、陈明仁等如何与白崇禧斗智斗勇最终成功起义，这里就不再累述。

　　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12月就已经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我的父亲周 里，为了湖南的和平解放运筹帷幄，从成立军事策反小组，挑选余志宏、涂西畴、黄人凌、张友初等地下党员担当重任，到亲自约见党外朋友程星龄面商策反程 潜的策略，为了将程 潜的备忘录及时安全送达党中央毛主席，亲自设计每一个细节，亲手将程 潜的备忘录藏于篾篓夹层中，凸显其对统战策反工作的倾注心血，对同志和朋友的高度信任，以及对湖南和平解放的殷切期盼。应该说湖南和平解放是父亲革命生涯中最得意之一笔，我还记得每当提起这件事，他眼神里总会闪过那一丝欣慰和凝重。

　　湖南能够和平解放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否认的是湖南地下党独立自主、积极主动的策反工作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对于湖南和平解放的这段历史，人们以往对程 潜、陈明仁等国民党起义方面的了解较多，而对地下党进行着默默无闻、艰苦细致的统战策反工作了解的甚少，对于他们的历史功绩甚至很少有人知道。就好象一幕剧，台上的人物观众知道，而幕后的编剧、导演人们不一定清楚。

　　余志宏是在湖南和平解放中地下党的首要功臣，解放后任职于武汉大学，他于“文革”期间1972年10月含冤去逝，1980年平反昭雪时，父亲痛撰挽联：

　　坚持革命，忠于人民，忆和平解放三湘，资君大力；

　　冤屈喜昭，贤才痛失，昕呜咽江流四水，和我悲歌！

　　同样在湖南和平解放中功不可没、比父亲还年长三岁的程星龄，在父亲向中央的鼎力推荐下，于1983年接手父亲任政协湖南省第五届委员会主席，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的一位任过省政协一把手的党外人士，在他1987年去逝时，被中共湖南省委追认为中共党员。父亲的血脉里流淌着老一辈革命者所共有的对自己生死战友和至诚朋友永志不忘的血液。

　　历史告诉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就饱受战争摧残的古城长沙以及湖南，当时免遭再次战火是何等的重要；历史也已证明，当时的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是一支优秀的队伍，汇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地下党员，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团结和依靠党外朋友和群众，不论是在从事隐蔽战线的斗争还是在从事武装斗争，都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艰辛汗水甚至生命（肖劲光大将的侄儿肖伯鳌等烈士就是这时期牺牲的），为湖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忠实地履行和完成了各自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在湖南和平解放已经走过了六十个春秋的今天，作为湖南人，我们是否知道他们？是否记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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