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用人之道

　　0919 李国文

　　《文艺与潮流》

　　引题：用人，用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去用人，既是一个关系到国家之存亡兴废的根本大计；也是一个关系到地方，单位，机关，部门之成败治乱的大政方针。所以，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提语：一个极其成功的人，最可怕的敌人其实就是他自己。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曾经英明过、贤明过、圣明过的君王，最后都难以幸免走向自己的反面，着实令人为之痛惜。

　　大标题 用人之道

　　文/李国文

　　公元前第七世纪，在齐国的国都临淄，有一场关于国君用人的大辩论。

　　辩论的甲方，是齐桓公姜小白；辩论的乙方，为他的上卿管仲。此时的姜小白，已是天下诸侯的霸主，不大可能理会针对他的任何讨论。但管仲例外，他提出来要统一认识，齐桓公也只好点头。

　　台湾的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里，这样评述这对君臣：“姜小白的霸业即管仲的霸业，姜小白只是躯壳，管仲才是灵魂。但姜小白更为伟大，因为他能任用管仲。”最后这句话让我们了解：领导，说到底，一是谋略，一是用人；更高的领导，连谋略都不必放在心中，只要用对人就行了。齐桓公的伟大，就在他用了管仲。而且，这个管仲曾经反对过他，差一点将他一箭射死，但他能够放下仇恨，不计前嫌，给予充分的信任，放手大胆地使用。管仲的谋略，使地处偏僻的齐国成为诸侯的霸主，姜小白风风光光地过了40年辉煌岁月，不但诸侯，不但周王朝，甚至全中国都唯他马首是瞻。

　　用一个反对过自己的人，而且重用，而且忘掉昨天一切的不快，这样的最高统治者不伟大，还有谁当得起这样的赞誉呢？

　　用人，用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去用人，既是一个关系到国家之存亡兴废的根本大计，也是一个关系到地方、单位、机关、部门之成败治乱的大政方针。无论南面为王的国家最高统治者，无论各级领导、大小主管、握有一定权柄的人，不管其本事大或者不大，不管其水平高还是不高，只要他善于用人、敢于用人，用对了人、用好了人，在国家，则是成功的领袖，在军队，则是出色的统帅，在地方、单位、机关、部门，则是优秀的领导干部。相反，这个人，也许极有本事，极有水平，但用人不当，所用非人，其至用了奸人、佞人、小人、坏人之流，就早晚要出问题，而且必然是大问题。所以，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这句话说在了点子上。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对于握权的人来说，用人，是绝不能轻忽的头等大事。

　　齐桓公在得到这个国君的位子前，与他弟弟姜纠同时流亡在国外避难，一在鲁国，一在莒国。管仲是姜纠的谋士，自然是姜小白的反对派。公元前686年，公孙无知杀从弟齐襄公自立。次年，齐大夫雍林杀公孙无知。齐国大乱，国君空缺。这两兄弟闻讯之后，都由庇护国往临淄赶去：谁先到达都城，谁就继承这个国家的统治权。

　　管仲是一位谋略家，第一，知道姜纠不是姜小白的对手；第二，鲁国离齐国虽近，走的是山路，而莒国离齐国虽远，却是一马平川；于是，第三，管仲先行一步，单枪匹马，抢在途中，拦住姜小白一行人，说是有紧要机密大事，必须面觐陈辞。谁知姜小白的车队刚刚停下，说时迟那时快，管仲挽弓射箭，一箭飞了出去，姜小白应声而倒。其实，这支箭偏巧碰在他腰带的扣环上，要知道，姜小白也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早听说管仲的箭术厉害，怕他再补一箭，那可就真的要命了。于是他立刻作中箭状，倒在座驾上，口吐鲜血，不知人事。管仲以为稳操胜券，不慌不忙地离去。谁知他前脚走开，姜小白策马挥鞭，以最快速度到达都城，接管了前政权。

　　胜利者从来嘴大。姜小白向庇护其弟的鲁国发出通牒，必须在某月某日之前，交出一个死的姜纠、一个活的管仲，否则没有好果子吃。鲁国是小国，岂敢得罪大邦？只好捏着鼻子照办。大家都以为姜小白饶不了管仲，非报此一箭之仇不可。谁知他做了一个让全国都跌破眼镜的决定：谈了个通宵达旦以后，任命管仲为上卿，公示天下。

　　春秋时代，接连兴起五个霸权，史称“春秋五霸”。五霸的第一霸为齐桓公，即姜小白。他所以能够被周王室称为侯伯（伯即霸），为诸侯之霸，就在于他这个用对了人的决定。其实，姜小白对管仲这一箭，也不见得不怀恨在心，但政治家算大账。他的谋士鲍叔牙说得再透彻不过：你的愿望只是想当齐国的国君，你用我为你的上卿就够了；如果你的心胸中不仅只有齐国，而怀有天下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借重管仲。于是，齐桓公沐浴焚香再三，亲迎于郊，尊管仲为“仲父”，请教强国富民之术、称霸诸侯之道。

　　由于管仲的辅佐，齐国改革经济、内政、军事、政治制度等。对内“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实行富国强民政策；在外交上，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使处于式微的周室，得以有一份名义上的中央政府的虚荣，而使自己实际上成为诸侯的领袖。这些都是管仲制订的治国图霸方略。

　　管仲逝于公元前645年（齐桓公四十一年）。在此之前，他的健康状况日益不佳，也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他看到功成名就、天下归心的齐桓公已经达到人生的巅峰状态，太得意了，太满足了，太成功了，当然也就太骄傲了。不论谁，上至国君，下至草民，一骄傲就头脑膨胀，就不知所以，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使处于病痛中的管仲对这位国君，乃至对这个国家的未来，产生出深深的忧虑。一个过于自信的人，常常听不进去别人的反面意见，相反却往往迷恋于别人对他的甜言蜜语，陶醉于别人对他恭维捧场。而且，管仲注意到在齐桓公的周围，出现了易牙、竖刁和公子开方等人在曲意阿附、投其所好、巧言迎合、讨其欢心，渐渐对其发生影响。

　　于是，有了这次历史性的用人辩论。

　　甲方的齐桓公问：“将何以教寡人？仲父！”

　　乙方的管仲回答：“请允许我向你建言：你身边的三位宠臣，易牙、竖刁和卫公子开方，作为陛下私底下的亲近朋友，当无不可；但我还是建议你尽可能地疏远他们，如果做不到这点，至少从今而后，切不可让他们掌握政治权力。”

　　“这是怎么讲呢？”

　　“因为他们的品德，不可信；因为他们的言行，不可靠；因为他们的动向，不可测。所以，对他们的未来，不放心！”

　　齐桓公哈哈大笑，他说：“易牙，是一位烹饪方面的行家里手，他总是在我想什么东西的时候，端来我正好想要吃的东西。哪怕是半夜三更，我的胃口有一点吃的欲望，易牙肯定会适时送来美味佳肴。有一次，我对易牙说，天底下的东西我都吃遍了，唯一没有品尝过的就是人肉了。当天的晚餐桌上，就有一盘异常鲜美柔嫩的蒸肉。易牙告诉我，这就是我想吃的人肉，而且还是三岁小孩的肉。我问他，你怎么能知道这盘肉是一个三岁孩子的呢？易牙说，那是我的儿子。我说，这怎么可以呢？易牙说，忠臣心目中只有君王，为了君王，是不必顾惜家人的。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犹可疑乎？”

　　接下来，齐桓公又夸奖竖刁：“这更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所以了不起，就是他不惜牺牲自己，心甘情愿地割掉了传种接代的男根。这是何等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啊！他为了服侍寡人，为了贴身效劳寡人，为了能进入宫廷时刻效忠寡人，自愿接受宫刑，成为太监，成为宦官，这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竖刁自宫以近寡人，犹可疑乎？”

　　然后，他说到公子开方：“这样一位卫国的贵族，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十五年来追随寡人，连家都没有回去一次。这样的忠贞之士，怎么能不信任、不重用呢？”

　　对于管仲的答辩，台湾的柏杨先生是这样综合起来写的：“人性是这样的：没有人不爱自己超过爱别人。如果对自己身体都忍心残害，对别人岂不更忍心下毒手！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儿女。如果连自己的儿女都能下得狠心，他对谁下不得狠心？没有人不爱自己的父母。如果十五年之久都不想见父母一面，连父母都抛到脑后，对其他的人又有谁不会抛到脑后？”

　　这场辩论，尽管齐桓公大不高兴，但他还是在口头上答应了管仲，将这三人逐出宫外。“管仲遂尽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过乎？’于是皆即召返。”因为管仲已死，再也无人敢于进言谏阻。而且，他完全置当年那场用人大辩论于不顾，不但将那三个奸佞找回来，还予以重用。

　　姜小白平生好色，有夫人三、“如夫人”者六，公子十余人，平时恃骄持宠，相互倾轧，埋下他死后的动乱之本。公元前643年，管仲死后的第三年，姜小白，这位诸侯之伯，也走完了他的人生途程。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霸主，是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死得这样难看。他一断气，他的最欣赏的、最依赖的、也是最后放心将国家托付给他们的这三位亲信——易牙、竖刁和公子开方，他们各个拉帮结伙，争位相残，内哄不已。

　　这就是说，齐桓公霸业之兴，在于他用对了人；同样，齐桓公霸业之衰，在于他用错了人。姜小白的一世英名，最终败坏在他所宠幸的佞臣易牙、竖刁和公子开方身上。

　　一个极其成功的人，最可怕的敌人其实就是他自己。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曾经英明过、贤明过、圣明过的君王，最后都难以幸免走向自己的反面，着实令人为之痛惜。而在制造这种命运悲剧的过程中，最常见的败局，就在用错了人。由于极其成功的人，也是极其自信的人；由于极其自信，自以为是，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这样的人通常不肯认错，尤其不会改错，甚至明知错了也要错到底。因此，历史也就只好眼看着这个极其成功的人，一条道走到黑了。

　　归根结底，用人，是一件应当慎之又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