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贪官为啥敢调警察追赃款

　　贪官为啥敢调警察追赃款

　　 □本报评论员 钱建辉

　　无论是作为执法机关的公安部门还是作为党纪监督的纪检部门，现存的监督机制的设计都使其置于地方的威权之下，对于地方位高权重官员的监督难免力不从心。

　　原郑州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治业家的一盒陈茶，被收废品的收走，后者发现茶叶盒里竟然是总计200万元的存折，顿生黑吃黑歹念，双方谈妥30万元赎回存折，王治业暗中报案，如约前往收钱的勒索者被警察一举拿下。勒索者家属投书权威媒体新华社，同时纪委书记情妇因索财未果投书省纪委和中央有关部门，最终中央领导批示，纪委书记终被查处。

　　细读这则新闻，不难发现这位纪委书记被敲诈后报警的做法非比寻常，一般情况下，贪官家里丢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钱物之后不会去报案，宁吃哑巴亏。即便小偷东窗事发，警察找上门来核对赃物也死不承认。他们之所以如此反常，原因很简单，钱物来路不正，害怕报案招致东窗事发。

　　显然王治业对自己的权势有十足的信心，明知钱是受贿赃款（这一点已事后查证），他仍选择了报案。事实证明王治业有理由自信：公安机关果然迅速出击，将破烂王们捉拿归案，王治业大摇大摆地从警察那里拿回了自己的200万存折。

　　不管怎样，一位官员家里竟然有多达200万元的巨额存款，足以让人生疑。当事人却无声无息地全身而退，官员廉政监督的窘境由此清晰地显现出来，官员廉政监督机制再次引人深思。

　　无论是作为执法机关的公安部门还是作为党纪监督的纪检部门，现存的监督机制的设计都使其置于地方的威权之下，特别是作为党政系统内廉政监督的纪检部门，对于地方位高权重官员的监督难免力不从心，甚至普通官员也可以通过运作化解危机，监督固然可以通过上级部门实现，但需下情上达才行，下情既不通，上达就更难了。

　　笔者建议，使监督机构脱离地方威权的制约，成为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从而根治腐败、清明吏治，打消“王治业们”的过度嚣张。

　　以吏治清明著称的新加坡也曾深受贪腐困扰，之所以改善，缘于《防止贪污法》的制定和贪污调查局的设立。《防止贪污法》赋予了贪污调查局广泛的权力，而贪污调查局局长只对总理负责。和新加坡的情况相似，中国香港也一度深受腐败问题困扰，但廉政公署的建立最终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廉政公署最高首脑廉政专员是香港特別行政区主要官员之一。《香港特別行政区基本法》第57条规定廉政公署独立运作，直接向特首负责。

　　完全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监督力量，斩断了官官相护的利益链条，体制上的突破最终成为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反腐利器，值得研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