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卫组织针对流感措施严格被指过度防疫

    从甲型H1N1流感在墨西哥和美国等国暴发的第一天起，负责全球疫情控制的世界卫生组织就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它采取的每一步行动也引起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争议。尽管多数国家认同对疫情采取较严格的防控措施，但一些国家，特别是北美“重灾区”对世卫组织“过度防疫”的抱怨，也随着其强势媒体的指摘而显得格外响亮。

与当年对非典报道的高调门不同，美国媒体对发生在家门口和自家的这次甲型流感明显压低了嗓门。不过，随着美国9日首次超过墨西哥成为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美国人也开始大谈对抗这一流感疫情的“紧迫性”来。世卫组织官员10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们还不清楚病毒下一步会怎样，“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警惕，对可能存在的病毒大流行做好充分的准备”。

　　美国转变防流感调门

　　一直强调甲型流感的暴发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纽约时报》10日一改往日调门，谈论起对抗流感的“紧迫性”来，其标题就是“用合理的紧迫来应对流感威胁”。这篇报道还对此前备受争议的世界卫生组织及其总干事陈冯富珍大加赞扬。报道称，“当世卫组织强大的总干事陈冯富珍于4月29日深夜召集紧急会议宣布人类受到威胁时，可以说是世卫组织为数不多的令人激动的时刻了。此后，世界对流感全球大暴发的担忧得到缓解，美国疾病防控中心开始建议学校复课，有关流感暴发的新闻也不再主导电视新闻，但陈冯富珍至今没有降低世卫组织对此次流感的警戒级别”。报道同时称，当陈冯富珍和世卫组织在控制此次流感疫情中的表现受到称赞的同时，仍然有些人认为世卫组织的警告机制应该进行调整。美国范德堡大学预防医学系主任斯彻弗纳博士说，“世卫组织需要一个机制来让人们在知道疫情传播程度的同时，降低担忧”。墨西哥卫生部长也呼吁说，世卫组织将分析其应对此次流感的表现并调整其机制。

　　曾一度被认为受到控制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这两天似乎孕育着“可怕的第二次大流行”。世界卫生官员5月10日通报最新疫情称，目前29个国家和地区查出有甲型流感确诊病例，感染人数升至4379例；美国的确诊病例达2254例，已超过墨西哥成为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美国9日也宣布了第三例因感染甲型H1N1病毒死亡的病例。这让此前认为自己平安无事的美国人开始有些惊慌。美疾控中心代主任贝塞尔9日表示，应对甲型流感的战役“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冲刺”。

　　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最新调查显示，现在每10个美国人平均就有1个人在与亲朋好友见面时不再拥抱和亲吻，甚至也不再与人握手。此前，对于在自家门口暴发的疫情，美国许多媒体和官员都显得颇为“镇静”，不少主流媒体连篇累牍谈论“疫情温和”、认为“不应大惊小怪”，并对美国政府一系列措施，如“为猪平反”、“抗议外国禁止美国猪肉进口”、“抗议外国旅行限制”等表示支持。《纽约时报》4月27日曾援引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纳波利塔诺的话称，甲型流感只不过像一场飓风，“作一些准备是对的，但最终它危害也许不过如此”。

　　“反应过度”还是“政治过敏”

　　从这场甲型流感暴发开始，对世卫组织的各种质疑声音就没有停止。美联社4日报道称，世卫组织在做出决策时，“政治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报道称，当世卫组织带头迎击流感疫情时，它所做出的很多关键性的决策不仅仅是出于公共卫生方面的考虑，各国的政治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实际上，美国、中国等全球大国都在幕后极力争取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像旅游限制、关闭国境和提高警戒级别等措施都会遇到激烈的政治反对。

　　《今日美国报》日前也报道称，许多美国人责备世卫组织的警告扰乱了人们的生活。许多学校停课，家长们在家照顾孩子无法工作，口罩和清洁剂脱销，可是它“看起来并不比季节性流感更严重”。

　　历史上，世卫组织也曾遭受到“过软”的批评。2003年非典暴发时，西方媒体一致批评中国，并指责世卫组织对中国不够强硬。《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都不约而同地在封面文章进行报道。时任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卫生署署长的陈冯富珍也被批为对非典疫情重视不够。

　　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的编辑霍顿日前表示，“世卫组织处于不可思议的困境之中。世卫的一贯做法是就各国政府的请求做出回应，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许多国家政府的想法与世卫组织的想法不一致。”霍顿称，2003年，当非典在多伦多开始传播时，世卫组织发布了取消赴加旅行的建议，这一建议立即激怒了加拿大。加拿大外交官和记者组成的代表团飞赴日内瓦，在世卫组织总部外面安营扎寨进行抗议，最终迫使世卫组织取消了对加的旅游限制。霍顿还表示，当时同样的建议也针对香港、北京和台北，但世卫组织的这一建议却受到了称赞。这些建议使人们大幅减少了到这些受灾地区旅行的计划，给这些地区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打击。霍顿认为，此次甲型流感疫情暴发后，世卫组织之所以不愿意发布关于旅行的任何建议，就是因为以前发生过加拿大的这种抗议活动。

　　世卫组织的应急防控措施连日来受到一些国家部分人士的质疑。世卫组织负责流行性传染病防控的马里耶·波勒·基尼博士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世卫是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处理突发性疫情，工作中难免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但许多指责缺乏充分依据。基尼说，这次处理甲型H1N1流感病毒事件中，诸如某些国家涉及接触过流感病毒感染患者受到其他相关国家隔离后，有的作出了强烈反应，认为这样做有失公正，或者受到了歧视，有的甚至还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等。他说，尽管如此，但隔离病患或隔离曾经有过与患者接触史的人员均属于国际惯例。世卫组织能够理解公众对该组织的信任与要求，但是世卫将继续坚持该组织处理国际突发性疾病疫情的一贯原则，不会因为某些国家的批评而放弃或改变处理这类问题的惯例与中立立场。

　　世卫组织驻中国代表处新闻官陈蔚云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对世卫的指责是非常不公平的，世界面临一个在从未见过的病毒，人类对此病毒没有可知的免疫力，病毒显示了人际传播以及国际间传播的危害性，它在墨西哥和美国的众多社区导致了疫情的暴发。陈蔚云说：“人们不清楚该病毒下一步将会怎样，它可能会灭绝，也可能会变异成更严重的病毒。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警惕，对可能存在的病毒大流行做好充分的准备”。

　　世卫曾频繁受到美国批评作为联合国下属专管卫生工作的专门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医疗卫生界享有相当的权威，它提供的医疗卫生知识在很多国家被当作经典学习。但是，在美国，世卫组织受到的待遇却不同。在被问到对世卫组织作用怎么看时，洛杉矶一名普通市民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世卫，那不是一个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组织吗？和美国有什么关系？”

　　尽管如此，美国媒体和政界却对世卫组织一举一动相当敏感。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一个文件，宣布健康是基本人权之一，各成员国都应该承担起相关的责任来。此项文件一出，在国际上一向因为反对全民健康保险而饱受指责的美国共和党政府马上做出了激烈的反应。美国国务院批评世卫组织对“健康权”的提法超出了该机构本身的权责范围，且在公开鼓吹“健康权”之前并没有征求成员国的意见。美国国务院还称，“世卫有关健康权的提法模糊而霸道”，其文件不断使用“生育健康”、“生育服务”之类定义模糊的词汇，容易被人误解为是关于堕胎权的国际共识，因此要求世卫组织撤回相关文件。

　　世界卫生组织一些行动还触动了西方实业界的利益。世卫组织曾经发表过对全球吸烟问题的报告，强烈建议各国推行激进的戒烟政策，并对烟草课以重税。英美烟草公司的董事长布拉夫顿立即反驳说，对于第三世界很多国家来讲，营养不良、艾滋病等才是迫在眉睫的紧要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穷国采购那些昂贵的戒烟产品，等于是把本来就有限的资源用到了次要的领域里面；其次，高昂的烟草税只会给走私和伪劣产品带来便利，给社会造成更大的问题。与其类似，拥有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和通用食品公司等巨富成员的美国糖业协会也对世卫组织关于食糖摄入量的说法不满。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一个人每天由糖摄入的热量不应该超过总热量的9%，美国糖业协会称这种健康建议“不公正”、“有误导”，而他们自己建议的摄入上限是25%。美国是食品生产大国，世卫组织的每一个相关食品饮料的建议，几乎都会引发来自美国的反弹。　　忽视世卫建议令人担忧埃及开罗和平医院传染病防控科专家祖海尔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在此次全球防控甲型流感病毒的战役中，世卫提高警戒级别的目标是提醒有关国家政府要高度重视这一威胁，同时指导各国制定针对性措施。这对于缺医少药的第三世界国家尤其重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宿景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面对甲型H1N1流感，世卫组织承担着确定危险标准的角色，有了这个标准，就可以公正地衡量各国采取的反应和措施是否恰当，而如果没有这个标准，各国就有可能在进口、游客出入境检疫等方面发生争议。对于这个标准，一些国家出于政治或其他方面因素考虑而反对，这可以理解。但是，宿景祥认为，由于世卫组织掌握着全球专家资源，在疫情的判断和防控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单个国家所不能比的，因此，不应轻易对其判断予以指责，毕竟在重大疫情面前，谨慎一些不是坏事。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到目前为止一切显得那么幸运。人们对世卫组织存在着一些抱怨声音，对该组织在反应速度、信息分享、新的传染病大流行警戒级别带来的不确定性等方面都表达了不满。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世卫组织在最近几年提高了国际公共卫生意识，劝说各个国家扩大各自的应急准备和帮助进行技术准备，还是受到了称赞。报道称，从本质上来说，世卫组织只是各个成员国的“仆人”。这也正是出现麻烦的原因，现在已经出现了忽视世卫组织科学建议的令人担忧的迹象，国际共识和合作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将会加剧流感的影响，不管最终结果证明该流感是相对温和还是严重。 (来源：人民网-《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