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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人掌国度的口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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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甲型H1N1 流感爆发以来,墨西哥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本报采访了三位不同背景的在墨西哥的生活者,32 岁的墨西哥城摄影记者戴维?德拉帕斯,46 岁的澳大利亚英语教师安东尼,以及29 岁的中国人高林。他们三个人在疫情期间采取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戴维将墨西哥城当作了战场,每日出没于地铁、医院、超市等人口密集区,他用镜头记录了墨西哥人的死亡、伤痛以及康复;小说家兼老师的安东尼带领全家蜗居在家,最终选择暂时性离开;中国青年高林即将结束外派生活,回国完婚。

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戴维说,“深处疫情漩涡的中心,我能感受到,正是由于流感疫情的消息闭塞和信息不充足,让很多人白白的丧命。”  

  一.墨西哥城的“战地”摄影记者

  文/ 刘旭阳  

  夜已经深了,32岁的摄影记者戴维?德拉帕斯轻轻地推开家里的房门,没有任何迟疑,直接躲进了卫生间。他很疲惫,不仅仅是那双举了16 年照相机的手臂有些酸痛,紧张、焦虑、悲痛、不安,种种负面情绪正狠狠地挤压着戴维的心。他需要一个人静一静,脑子里幻灯片一样不停浮现的各种场景太让人伤神。

  可是,他不能。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名摄影记者,面对的是致命的甲型H1N1 型病毒,危险如影随形,自己的不慎,将可能威胁到自己的两个可爱的女儿。在卫生间,戴维没有停顿,迅速地脱下全身衣物,塞进洗衣机;他仔细地将外面用过的橡胶手套和一次性口罩全部塞进密封垃圾袋。最后,他在水淋喷头下开始冲洗自己的身体。繁琐的清洁任务。自从甲型H1N1 流感爆发,十几天来,他必须每日如此。

  5 月7 日晚上9 点,完成了拍摄墨西哥大学复课任务的戴维,在彻底对自己进行“消毒”之后,坐在了电脑前,一边调照片,一边向《外滩画报》记者讲述了他亲历的墨西哥城流感危机。

  当日,墨西哥政府宣布,该国确诊甲型H1N1流感患者人数升至1160人,死亡人数升至44人。  

  “不以为然”的代价  

  这场在3 月底至4 月中旬爆发的甲型H1N1 病毒危机,很多墨西哥人,包括戴维自己,在最初的日子里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4 月23 日,自由摄影师戴维刚刚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拍完第五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还没来得及休整,便接到一家通讯社新的拍摄任务——甲型H1N1。

  当日,墨西哥卫生部长何塞?安赫尔?科尔多瓦宣布,首都墨西哥城及周边地区的小学、中学以及大学将于24日起暂时关闭。他还建议已经出现流感症状的民众不要去上班,请假在家。

  实际上,疫情已经造成了大约20 名墨西哥居民的死亡,近千人感染,疑似病例高达4000 余人。

  当晚,得知新任务的戴维,立刻开始着手研究这个新题目。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成了他的首要目标。第二天清晨,戴维赶往了地铁站这个平日墨西哥城最拥挤的场所。

  “你可以从我的照片中看到,虽然已经有人开始戴口罩乘车,但由于关于甲型H1N1 的信息来源极为匮乏,很多居民还根本不清楚流感疫情的状况。”

  毕竟,墨西哥城上一次遭受大的疫情,已经是远在天花大规模爆发的1691年。

  “对于墨西哥城人来说,在这场甲型H1N1 危机之中,最最危险的是我们对疫情的全然不知。”在新闻采访过程中,戴维目睹了很多人因为对新型流感的认识不足,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流感是真实的,”戴维忧伤的回忆着自己4 月28 日参加甲型H1N1 患者玛乌利西奥的葬礼,“玛乌利西奥的棺木和他母亲悲痛欲绝的泪水,让我的心底再没有一丝怀疑和轻视。”

  因感染甲型H1N1 而致死的这名青年是,墨西哥城教会学校的门卫,去世时年仅24 岁。葬礼上,死者的姐姐向出席者们讲述了他的死因,“不仅仅是致命的病毒,更是由于墨西哥公共卫生系统的失职。”

  4 月23 日,玛乌利西奥因为高烧、咳嗽以及呕吐而被送进医院。医生们给出的诊断结果是咽喉感染和肺炎。“虽然,在他最后的几天,医院为他提供了最好的治疗手段,但是已经晚了。”由于感染甲型H1N1 病毒后的症状与感冒极为相似,这让没有经验、对甲型H1N1 缺少重视的墨西哥医生犯了错。早期的误诊,扼杀了玛乌利西奥生存下去的一丝希望。

  这次的甲型H1N1 还没法与曾经在1918-1919 年间夺走2000 多万人性命的“西班牙流感”相提并论。但是亲历生离死别的戴维相信,“尽管墨西哥媒体有时会描述得比较夸张,但是这一次,致命流感真的来了。”  

  生死距离,直面感染者  

  “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现场不够近。”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曾如是说。

  在没有硝烟的墨西哥城“战疫”中,戴维的快门也始终与危险相连。

  过去人感染甲型H1N1 病毒的病例很少见,甲型H1N1 病毒通常不在人际间传播。这一次,情况有所变化。美国和墨西哥的所有患者绝大多数并未接触过猪,目前世界卫生组织(WHO)已经证实,甲型H1N1病毒能够在人际间传播。

  最近,随着流感疫情被人们更多地了解,大家知道,打喷嚏、咳嗽和物理接触都会引起传染。墨西哥城的居民已经变得越来越害怕出门,害怕去公共场所。

  戴维不是一个胆小的人,为了拍摄到最能反映墨西哥现状的新闻照片,医院、地铁、机场、超市等人群密集、病毒传播风险较高的场所成了这位墨西哥城当地青年的战场。

  4 月26 日,和前几天一样,戴维早早地守候在墨西哥城一所专门收治甲型H1N1 疑似病例的医院门口,想着用自己的镜头怎样记录这个城市扭曲的表情。忘记了身处的危险环境,戴维沉浸在用相机捕捉每一个擦肩而过的人。

  此时,一名特别的女人从医院内走进了戴维的取景框。即使已经被蓝色医用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但口罩没有遮住她憔悴的病容。戴维敏感地察觉到,这个忧郁的中年女人和她手里醒目的X光胸透片肯定有故事。

  紧走几步,当时没想太多的戴维跟了过去,向这位妇女询问她的身体状况,后来知道,这名妇女被判定为感染者。看着布满诡异阴影的肺部照片,和着面前不规律的咳嗽声,戴维被感染者吓出一身冷汗,可是他没有忘记按下快门。

  大部分去医院检查的人,是对甲型H1N1 无知或恐慌的健康人。往往一个人出现了一些感冒症状或者一名儿童发烧,他们就怀疑自己患上了甲型H1N1,于是冲进了医院。但是,这次,戴维中奖了。

  “那天我去墨西哥市中心的传染病中心医院,遇到了一位真正的女患者,她拿着化验单出来,我们上前问她,她说医生告诉她很有可能感染了流感病毒,就在我们询问的时候,她强烈地咳嗽起来,但当时我几乎没有意识到会被传染,而是想着赶紧按下快门,不过后来想起来确实很后怕。”

  戴维对朋友说,虽然害怕,但觉得能够作为一名见证者记录这段正在发生的历史,他很幸福。 

  我不害怕记录历史  

  和卡帕不一样,戴维并不是一个纯粹用生命赌影像的英雄。

  每天工作完,戴维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高浓度酒精棉球细心地对相机进行消毒。尽管世界卫生组织证实,甲型H1N1 病毒在空气中的存活时间为2小时左右,戴维还是会把擦拭好的相机放在女儿够不着的高处。

  戴维有一个温暖家庭,贤淑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女儿,大的12岁,小的2岁。每当他收起相机,结束一天工作的时候,也是他内心最紧张忧虑的时刻,他害怕自己将流感病毒带回家中。

  对于戴维的工作,家人非常担心。在医院工作的父亲给戴维采购了包括防毒面具、口罩、医用眼镜、橡胶手套等价值80 多美元的全套防护装备。家人对自己工作的尊重,让戴维很感动。

  “深处疫情漩涡的中心,我能感受到,正是由于有关甲型H1N1 疫情的消息闭塞和信息不充足,让很多人白白丧命。”戴维告诉《外滩画报》。

  照相机本身不能阻止疫情的发生,但是照相机拍出的照片可以记录流感疫情发生的细节,暴露防治的不足,为将来的“战疫”提供历史依据。这就是支持戴维的信念——记录历史,提供信息。

  5 月7 日凌晨时分,戴维依然在工作。疫情在墨西哥城爆发以来,他每天都5点起床,很晚睡觉。晚上,他要查看疫情最新报告、关注政府动态、与同事商讨报道计划、采访疫情等等。24 个小时根本不够戴维一天的折腾。

  这天,墨西哥政府终于宣布,在经过了5 天强制性休假之后,墨西哥城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被迫停课的墨西哥高中和大学全部开始复课,而一些公共、商业设施也将逐步向市民再次开放。

  黎明,轻吻过梦乡中的亲人,“全副武装”的戴维,再次冲进了这座有600多年历史的伟大城池。

  墨西哥流传着一个古老传说:很久以前,太阳神向四处漂泊的阿兹特克人发出指示,要他们去寻找有一只老鹰叼着一条长蛇,站立在仙人掌上的地方,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建立自己的国家。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寻找,阿兹特克人不断地由北向南迁移。1325 年的一天,他们来到了墨西哥特斯科科谷地,一个蓝色的咸水湖畔,看见一块褐色的巨石上长着一棵巨大的仙人掌,一只雄鹰叼着一条蛇站在仙人掌上。这正是太阳神预示的地方。阿兹特克人举族欢腾,在这里定居下来,并用勤劳的双手缔造了特诺奇提特兰城。在印第安语中,这座城市的名字就是“石头上的仙人掌”,即现在美丽的墨西哥首都。

  戴维站在墨西哥城的一所复课的大学校内,悄然按下了快门。

  镜头下,一名学生低头微笑,他的上空是由雄鹰、蛇、仙人掌守护着的墨西哥城。  

  二.英语教师的蜗居生活

  文/ 刘旭阳 

  4 月24 日早上7点,正准备出门上班的安东尼?怀特被妻子一把拉回了房间。妻子安娜贝尔指着卧室的电视,不安地说,“快瞧,一种新的流感让新闻节目都疯了。”

  电视中,一位墨西哥官员正对着镜头宣布,“由于首都墨西哥城近几周来猪流感肆虐,并已造成多人死亡,当局下令自即日起关闭首都及其附近地区的所有大中小学校。”

  46 岁的英语教师安东尼被这条新闻震慑住了。这名澳大利亚人在墨西哥生活了近20 年,曾做过好莱坞特派记者、写过惊悚小说。但听到这个新闻,仍觉得这是场天大的玩笑。毕竟,和世代生活在墨西哥城的居民一样,这也是他首次听说甲型H1N1 这个新名词。

  第一时间抓起电话,安东尼打给了自己学校的同事。听筒另一边的女教师歉意地告诉安东尼,新闻是真的,学校里面现在空无一人,学生们都待在家里,只有她和另一个没有看新闻的老师傻乎乎地来了。

  从这一天起,首都墨西哥城正式宣告进入紧急状态。

  尽管安东尼从电视、网络上了解到了这种流感的“可怕”,但是他还是不死心,觉得局势没那么紧张,这一切不过是媒体制造的恐慌。他认为,“出门根本不用戴口罩,只要多洗洗手就没关系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没有戴口罩,安东尼带着一家人出门前往市中心,除了吃晚饭,他也想看看外面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

  映入眼中的情景,让安东尼大吃一惊。

  几乎所有的饭店都关门了。平时周末熙熙攘攘的墨西哥城街头,变得抑郁而清冷。路上几乎没有车,在靠近市中心的Coyoacan 区,安东尼一家总算找到了一间还在营业的小饭馆,但除了他们家的四口人,只剩下5 名围着他们转的侍者。

  为了防止食客间接触,小饭馆被撤掉了一半桌椅。实际上也完全没有必要,整个饭馆内只有他们四人刀叉与盘子相碰的脆响,室外则是各式各样快速移动着的口罩男女。这一顿饭,让安东尼觉得心惊胆战,他开始相信了甲型H1N1真如传言中的可怕。“就像一部恐怖片,整座城市突然沉默了,学校、剧院、饭店、酒吧还有公园和球场、商店,都关门了。所有的公共场所,好像都被贴上了封条,上面写着: ‘不要命,你就来吧’。”

  孩子们的母亲,没有安东尼那样冷静,在几名戴着口罩的外国游客走过店门口之后,安娜贝尔拉着9 岁的克里斯蒂娜、4 岁的詹姆斯向医药店冲去。

  对孩子们来说,他们痛恨那些在空气中漂浮的“坏家伙”,这些讨厌的病毒微粒,偷走了他们的快乐,让4 月30 日的墨西哥儿童节变得死气沉沉。 安东尼的两个孩子原本计划去电影院看那部最新的好莱坞大片《金刚狼》,“但因为甲型H1N1,总统关闭了所有电影院,休?杰克曼来不了墨西哥城了。”安东尼只能很无奈地和孩子们解释,“这好比是发生了一场地震,情况有些特殊。”

  除了空气中弥漫的恐慌,安东尼发现,甲型H1N1 流感的爆发对墨西哥城的居民造成了更多的生活不便。

  “本来上周三是我领薪水的日子,由于学校被封闭,我们一家的开销现在只能靠家庭积蓄来维持。”和安东尼一样,很多没有储蓄习惯的墨西哥城“月光族”遇到了让他们颇为尴尬的局面,很多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模式被这场意外终止了。

  为了应付特殊情况,安东尼决定去超市购买一些食物和消毒水。“23 日之后的最初几天,几乎所有的超市,货物都被疯狂的顾客抢购一空。在饭店关门的情况下,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都在囤积食物。一些超市内的瓶装水和消毒剂很快就卖光了。曾经畅销的熟食现在则完全被人们遗弃,大家开始购买罐装密封食品,比如吞拿鱼罐头等。”

  在超市,安东尼看到了极为怪异的场面,和整座城市的其他地方截然不同,超市里挤满了人。唯一还能提醒他自身所处危局的是,在拥挤的货架四周,所有人都戴着口罩。

  “口罩大军的突然出现,让我觉得整个城市好像正在经历着一场核危机或者其他什么恐怖灾难。”对于这场流感危机,兼职惊悚小说家的安东尼总是不忘为它加上科幻的超现实标签。

  生长于澳洲阳光海岸,习惯了墨西哥热情豪放的安东尼,在经历了艰难的一周之后,决心带着妻子和儿女暂别墨西哥城。

  “我受不了人们脸上,只剩下夸张的口罩和一双冷漠的眼睛。”

  在墨西哥,所有人都非常热情达观,即使是第一次见面的两名陌生人,也常常会互相亲吻和握手。在甲型H1N1 肆虐期间,一切都变了。一天,安东尼在路上偶遇了一些老朋友,他们开始习惯性地准备按照老样子互相问候,但几乎同时各自抬起的手臂僵在半空中,最后演变成无奈地耸耸肩,尴尬地挥手告别。

  开着车,安东尼一家“逃”出了面罩之都——墨西哥城。在距离墨西哥城一小时车程的库埃纳瓦卡市,安东尼他们又找回了往日的感觉。“在这里,你感受不到流感的影子,所有的商店、饭店、影剧院都在正常营业。”在一条没有人戴口罩的大街上,安东尼把自己的口罩随手扔进了垃圾桶。“在这里,没有墨西哥人怕甲型H1N1,我还怕什么。”

  5 月7 日,安东尼告诉记者,他的学校和妻子工作的单位即将恢复正常,孩子们也将回到学校,他们一家现在已经回到了墨西哥城。安东尼,一直提醒着自己,教室内还有一大群戴着口罩、期盼他回来的可爱学生。

  在离开的几天中,一位他很熟悉的教师朋友因为感染甲型H1N1 流感而被送进了医院,“虽然我还不知道她目前的状况,但是我相信她一定能恢复健康。”

  现在,安东尼的心愿是,希望墨西哥人所遭受的流感病毒危机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是无害的,是能很快被人们遗忘的,“我们都希望能回到危机发生之前的那座墨西哥城。”  

  三.一位自行隔离者的归国之路 

  文/ 周一妍  

  5 月1 日,墨西哥北部的蒙特雷市,一切都出奇的安静。4 月30 日,这里出现了两例甲型H1N1 确诊病例,由于这座城市与美国得州接壤,有人顺理成章地把此地归结为得州“沦陷”的源头。也是这天,世界卫生组织将全球甲型H1N1 警戒升至5 级,距最高级别6 级仅差一级。

  高林,29 岁,广东顺德一家空调公司驻墨西哥的财务。原定三月底结束外派任务返回中国,因签证原因,他的航班时间拖延到墨西哥时间5 月1日。

  上午,从家里出发去机场前,高林上网浏览一下疫情进展。结果,他被某网首页的头条新闻震撼到了——中国香港出现了一例确诊病例。一名25 岁墨西哥男子,正是搭乘4 月30 日墨西哥航空公司AM098 次航班,从墨西哥城经上海进入香港。报道称,与该患者同一航班前后三排的36 位乘客,空服人员以及两位出租车司机,均属高危人群。

  与病毒携带者同机而坐,就可能受感染。高林不禁打了个寒颤,心想,“万一我不幸‘中招’,把‘毒’带回中国,岂不成了全中国的罪人。”他还发现一位墨西哥城的华人在博客上写道:“我已打算坚守到底了。说实话,我觉得飞机上还是蛮危险的,经过查询,我发现飞机上的空气是横向流通,带病毒者前后1.5米的空间,均属被感染范围。”

  走,还是留,一时间,高林大脑里展开了激烈的搏斗。8 月,他将和女友举行婚礼,婚房布置、婚礼筹备都等着他。这几天国内女友一直在叮嘱他:“快回家!我不许你有事!”这句半撒娇半命令式的叮咛让高林归心似箭。

  最终,他决心赌一把。中午12 点,他从家出发,赶赴蒙特雷机场。出发前,他挑选了一个生产日期最新的防护口罩,但仍不放心,于是,又加套了一个口罩。双保险。  

  “ 生化实验室”  

  到达蒙特雷机场停车场,高林放眼望去,硕大的停车场,只有自己的一辆车。

  走进机场大厅,左脚刚一踏入,右脚僵住似的,他眼前出现的是一个“生化实验室”:大厅内,乘客寥寥无几,只有戴消毒面罩、穿白大褂的防疫人员走来走去;一些人在散发口罩,一些人散发防疫传单;更多的则是在机场肆意“游走”,他们的眼神锐利,像审视犯人一样盯着每个过往的行人看,似乎只要有人面露病态,他们就会一窝蜂涌上来,把他隔离起来。

  高林不敢与他们对视,害怕万一自己不小心打个喷嚏,被盯上,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大步流星地朝安检区走去。安检并不复杂,跟中国“SARS 期间”一样,只需用电子体温计在额头上过一下即可。完毕后,他喘了口粗气,走向登机口。

  可是,不久,一位戴着口罩的墨西哥航空公司小姐走来,他被告知墨西哥城直飞上海的班机临时取消了。

  他顿时傻了。原定行程是从蒙特雷飞墨西哥城,再直飞上海,墨城与上海的直航是两国之间最便捷的空中互通路线,全程仅15 小时,每周两班,分别是每周四和周日到达浦东机场,均为墨航执行。

  等了约3 个小时,墨航传来消息。晚7点,高林可以搭乘飞机赶赴墨西哥城。1 小时后,他降临墨西哥城的机场;深夜11 点,他从墨城直飞巴黎戴高乐机场,然后再次转机上海。  

  高危飞行  

  从蒙特雷飞往墨西哥城只需一小时。飞机上,人人自危,只露出眼睛在外面。整架飞机的上座率不足1/3,高林环顾四周,前后左右都没有乘客,悬着的心,稍微有些放松。

  空姐送过一次饮料,还发了一小包花生米。从中午12 点至晚上7点,他滴水未进,饿得难受,于是飞快脱去口罩的一端,把一包花生倒在嘴里,再马上把口罩拉上。想到以前坐飞机吃东西都优哉游哉,现在却只能囫囵吞枣,他自觉整个场景很滑稽。

  晚上8 点,此次流感风暴的真正中心近在眼前。从飞机上望下去,墨西哥城是茫无边际的灯海,大街小巷密如织网。高林很难把这座世界第二大城市、人口高达1800 万的大都会与“死城”二字挂钩。一下飞机,他还是觉得腿软,毕竟,即将踏上的是全世界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中转站”——本尼托华雷斯国际机场。在这里,与病毒感染者擦肩而过,不仅可能自己“中招”,甚至可能殃及一个国家。

  晚上11点,他终于熬到登机,高林被安排进了公务舱。身旁坐了一位老太太,很慈祥,一直试图跟他聊天,但她没戴口罩。于是,高林借故换到朋友身旁的空位,刚坐下,就累得睡着了。不知不觉,14 个小时就过去了,等他醒来,飞机已来到法国近郊上空。戴高乐机场一切都很平静,几乎看不见戴口罩的人;但高林始终戴着口罩,成为了法航班机上的另类。 

  自行隔离  

  北京时间5 月3 日下午3 点,经历了30 个小时的飞行,高林终于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备案后,高林转机去了广州。

  回广州,高林被安放到当地的一家如家酒店,进行了7 天的自行隔离。

  在酒店房间蜗居7 天,并不是件愉快的事。 无聊时,高林会扳手指数,看看还有多少人跟他过着同样的生活。当在电视或者网络里看到他们的消息,高林有时会觉得很亲切。

  一天,他在网络上看到一则视频,一位在维景酒店接受隔离的白人男子抱怨说,酒店的毛巾、床单已经几天无人更换了,脏衣服洗干净了,却没有地方晾。高林完全感同身受。与他们唯一不同的是,他是一条“漏网之鱼”,酒店的大门24 小时敞开着,他若想走出去,没有人会阻拦他,也没有媒体闪光灯的监督。但他没有这么做。只是每天在房间,吃便当、上网以及和女友煲电话粥。

  5 月10 日,是高林的“解放日”。他告诉记者,那天,他将牵着女友的手,直奔两人常约会的那间酒吧。那天,他要点上一杯最爱的龙舌兰酒,自由地品味酒的醇香。

(责任编辑: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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