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精神，“川”流不息

　　宋桂芳

　　川流不息，浴火重生。这是今日之汶川。今天，谁都忍不住想看看伤城汶川，打探当地百姓的平凡日子，轻轻问一声：你们还好吗？

　　一年的时间很长，长到高速公路入口处“抗震救灾专用通道”的指示牌业已斑驳；一年的时间很短，短到闭上眼睛还可以想起惊心动魄的抗震救灾现场。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汶川震觞的意义，或说补偿的代价，也恰在于灾难之后，给国家与民族赋予前行的新精神与新力量。

　　力量这东西，从来不在于一场接一场的策划与走秀，也不是发轫于泛泛的“大爱”与“奉献”。若说生命给人以震撼，则只有制度可以让我们更坚强。感动也好，哀恸也罢，正如有学者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场灾难的制度遗产是最重要的，因为人文精神遗产往往也需要制度的引导和维护。”一年之后，悲情回望之外，我们当有机会进入制度的视角洞悉与慎思。

　　这一年，人文精神与人本理念让我们心潮激荡。公民获得“降旗志哀”的权利，灾难中普通人的名字进入公共视野，也是自汶川震灾始。古语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逝者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不仅是一个国家给予遇难者的最高礼遇，更见证了一个民族向现代文明的转身。灾难唤醒了文明古国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也唤醒了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情感与价值融合。

　　这一年，公民社会与公民意识让我们心手相连。地震后短短数十个小时，为地震提供服务的志愿者达到14.5万人——这还只是报名的108.7万志愿者中，最终抵达四川灾区一线的部分。除了志愿者，还有各色旗帜与名字的NGO，以及作为公民社会言论载体的大众媒体，他们凝成一股公民意识的洪流，正因为他们，2008年才被称为“公民社会元年”、“志愿者元年”。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方力量，他们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当社会成员能够意识到自我的合法权利并努力去维护，以及能够意识到自我对他人、社会的义务或责任并勇于去担当的时候，公民社会便产生了”，公民意识便成为一种不竭的动能。

　　这一年，“汶川一代”与“鸟巢一代”共同成长。从“五四青年”到“汶川一代”、“鸟巢一代”，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年轻人自己的成长事件。“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以汶川震灾打头的2008年，给年轻人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大事件注脚。无论是废墟上的志愿者、抢险的军人、各大城市义捐或献血的青年，大多以“80后”为主体。这一群群大难当头无私无惧的英雄少年，无关利益，无关荣耀，将生死置之度外。厚重的责任意识，汇集成磅礴的青春力量，正在浸润着未来世代的价值观和是非观，进而重塑并构建一个更让人信服的社会形态。

　　若说以上的进步是民间力量推进使然，不如说是政府层面的制度因应激活了官民互动的力量。应急反应的速度，举国体制的能力，信息公开的决心，还有因此整合而逐渐成熟起来的慈善捐助等体制机制。尽管步履蹒跚，尽管疏漏尚存，却也倒逼出了某种扑面而来的清新与温暖。今天，我们向在地震中不幸罹难的同胞表达深切的思念和沉痛的哀悼。祭奠，也是一种力量。梦想在，希望在，信念在，精神在。从危机到复兴，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纪念，还有以超越灾难的情怀抚慰民心，开启传统，观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