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寻甲流病毒携带者付倾国之力 启动一级戒备

　　商汉视点：一级戒备，别一级恐惧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几天前，一名由香港乘船抵达深圳的日本公民因发热症状被送往深圳市东湖医院观察、检疫，同船的7名船员和其他39名乘客被短暂隔离。 16个半小时之后警报解除，这名日本人和其他乘客踏上了各自的旅途。

　　因为一个人的体温升高，大约消耗了深圳海关、检验检疫和医疗卫生等各个部门的上百名职员，每人1000分钟的工作时间。100个人的1000分钟，把这个10万乘以深圳的每分钟平均劳动成本，再加上消耗的油料、药品和设备，这就是一座城市为了防止一名病毒携带者进入而支付的估计成本。

　　深圳如此，全国也是一样，整个中国正在构筑一条针对甲型H1N1流感的检疫防线。构筑防线所消耗的高昂经济和社会成本折射出了中国对这场流感风暴的态度——我们正在用一级戒备来对抗这场甲型流感。我们的同胞有13亿之多。任何一种传染病流入中国可能造成的后果之严重或许只有印度才能与我们相比。

　　巨大的人口基数使我们不得不以更加小心的态度对待这场流感。把住了中国的大门，不但意味着全世界将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得到了安全，也意味着其他五分之四人口被感染的机会极大减少。一级戒备不但是对我们自己负责，更是对整个世界尽到我们的责任。

　　应对自然灾害或者人为灾难，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用“打赢”、“战胜”这类军事语言来提高斗志。的确，对抗疾疫，我们需要军人的迅捷，就像当年对抗“非典”时7天建成一座医院的“小汤山速度”；我们也需要军人的服从，强化检疫必然要求执行某些会对人产生视觉甚至心理冲击的措施，没有纪律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但是我们也需要一种别样的“胆怯”——我们要有承认我们害怕的勇气。

　　就像达斯汀·霍夫曼在电影《一级恐惧》中所说的那样：“我不要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不应该成为一名防疫人员，一个什么都不怕的社会最容易被疾病攻陷，北美各国在H1N1来临之初的“勇敢”让全世界都为之付出了代价——仅在中国，截至目前的三例确诊病例均来自北美，而且全部是归国留学生。

　　难怪有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海外学子倡议“推迟回国为祖国和人民负责”。海外学子远在万里之遥的疫区，发出这样的倡议是值得尊敬的。但身在国内的我们如果对此表示欢迎——类似的腔调在国内的一些网络论坛上存在着，对“倡议”宣传鼓动式的报道在一些平面媒体上也不乏其声——可就有些不怎么值得称道了。抛开人的行动自由权这一点不谈，作为海外同胞和出国人员的祖国，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向他们敞开胸怀，应声附和他们的倡议决不是“家里人”应有的态度，更不要说提出这样的要求了。

　　拒病毒于国门之外拒到主张连我们的同胞都要因之留在海外的地步，这不是勇者的恐惧，而是彻头彻尾的怯懦。

　　理论上，对抗流行疾病最好的手段是通过强化隔离从而做到万无一失绝对安全，比如干脆断绝和疫区乃至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员往来，但这种安全值得追求吗？

　　面对异乎寻常的疾疫，我们应该保持一级戒备，但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心灵被恐惧全盘占据从而排斥了我们的感情和理性。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