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出版走出幕后成为新兴生产力 重大政策突破

　　《瞭望》文章：民营出版走出幕后

　　非公有出版工作室被视为“新兴出版生产力”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鹏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近期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引起广泛关注，其中提出“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

　　业内人士认为，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既是政府层面对民营出版工作室的首次承认，更是对其继续支撑国内出版业、改变中国出版业态的美好期许；意见下发之后，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或将迎来一轮发展浪潮。

　　“总算扬眉吐气了”

　　据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估算，国内民营出版工作室数量超过1万个，其中北京就达到5000多个，占总量的一半以上。

　　“这些工作室有20多万人，大多是高素质人才，天生具有市场天赋，对读者群、对市场都比较敏感；我们现在把这些工作室定位为新兴的文化生产力，是我们出版产业大军里的重要力量。”柳斌杰说。

　　中国民营出版业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起步，经历初期不光彩的盗版、盗印及90年代与国有出版社成功的教辅合作之后，很快如火如荼；十六大以来，“民营”的形象和生存环境得到逐步改善，近年来几乎撑起中国出版业的半壁江山。在云南昆明，专门从事图书出版的老虎文化工作室负责人虎良灿认为，无论总署的意见还是评价，都将对民营出版的未来产生难以估量的积极影响，“我们埋头干了那么多年，但一直被认为是‘毒瘤’。现在，总算扬眉吐气了。”

　　虎良灿的工作室位于昆明北市区一幢高层写字楼内，一套小小的两居室内有10台电脑，10余名员工。近期工作室刚为云南一位“资深美女作家”做完一本散文集，目前正忙于市场推广与营销，从网络反馈看，这本很小众的纯文学读物居然引来热捧。这也是“老虎”首次介入图书的策划、出版、销售的全过程，“风险更大，但更有成就感。”

　　成立于2005年的老虎文化工作室此前做得更多的是对出版环节的介入和监控，说白了就是帮助作者联系出版社，完成装帧设计、监理出版，这使老虎的运作成本相对较低，每做一本书几乎稳赚不赔。4年来这家工作室运作的杂志、图书达到数十种，平均每年以10本书的速度稳步推进，手握一批稳定的作者和写手。

　　如今，虎良灿不再满意现状，“我想介入图书的全部环节，这意味着投入、风险都将增加，但市场回报也会上去。”

　　他的经验是：为作者提供贴身服务，出版过程中的图书监理必不可少，它能保证作者最终拿到称心如意的好书。这与传统出版社缺乏人性化服务、不讲究个性、不重视细节的出版“习惯”大相径庭。

　　虎良灿认为这正是民营出版工作室的“精彩”所在——经受多年市场历练、饱受挤压的民营工作室必须为作者服务、为读者着想，尽可能消弭出版和阅读之间的错位和鸿沟，这样，出版物才可能站稳脚跟。

　　他随手翻开去年完成的一本书，一个大大的“序”字一上一下跳出页码，看起来有些“残缺”，但这偏偏是作者和老虎工作室的创意，此书一经推出就卖得很好。“但当初云南人民出版社的老编辑根本接受不了！但你不创新怎么行？图书没个性，作者不满意，读者不买账！”

　　比老虎工作室更出名的昆明大番茄广告公司则从2003年至今连续策划出版引起全国反响的精彩系列：《丽江的柔软时光》《乌镇的似水年华》《昆明的慵懒时光》《大理的游侠时光》。在业内看来，这套很“小资”的休闲旅游读物丛书恰恰是贴近作者、受众和市场的具体体现。与“老虎”的想法完全一致，“大番茄”凭借全面介入“策划－写作－广告－出版－营销”的所有环节，逐渐树立了自己的品牌。

　　能否将书号也下放给民营工作室

　　“民营眼下的主要焦虑还是书号。”虎良灿坦言，由于国有出版社对书号的绝对控制，民营出版工作室能低价获得的书号通常来自边缘出版社，名气较大的出版社书号一般价格较高，也很难拿到，这往往导致工作室向作者推介出版社及谈判价格时陷入被动，很难找到最佳契合点。另外，书号决定了工作室对出版社的依从关系，责任编辑通常还是来自出版社，随之产生的问题“更可怕”：作者和图书的个性经常被扼杀，也大大增加了工作室与出版社之间的磨合成本。

　　从老虎工作室的经验看，国有出版社手中每年掌握的空闲书号成为出版社的重要资源，而民营工作室是这些书号最直接的消化者，但双方的“合作”并不平衡，民营通常处于守势与弱势，“很多时候必须看出版社脸色。”

　　意见的下发使虎良灿看到了改变的希望：“能否将书号也下放给民营工作室？工作室可以将每年的出书选题上报当地新闻出版局，后者对其书号和出版进行监管。从目前国内畅销书市场上70%的占有额上看，民营工作室必然会对书号加倍珍惜，推出更符合作者意愿和市场需求的好书。”

　　当然，书号焦虑源自民营的“身份焦虑”，“只要国家承认民营工作室的合法性，很多问题将迎刃而解，同时只要出版管理部门能给予扶持，设置一定的准入门槛，民营工作室就能稳步向前。”虎良灿说。

　　“云南民间”工作室负责人孟涛涛则认为，民营的最大困境还是“实力”——做出不同凡响而又无出其右的好书才可能占领市场，赢得长久的生命力。

　　这个近乎偏执的民营出版人总以一种少见的苛刻把握“策划—写作—广告—出版—营销”的所有环节，他直接操办的“猎鹰创想”系列丛书，希望从小众、精品方面闯出一条更具市场潜力的民间路径。目前他已经出版了一位云南学者的《独步三江》、青年作家雷平阳的散文集《我的云南血统》，被认为“扎根本土文化，都很小众”，但异常精美，赋予了“书”独特秉性与人文关怀。

　　“我希望能做长销书而不是畅销书，要让书和读者相遇相知，愉快地完成心灵交流。”孟涛涛说，对于所有环节的精益求精使与其合作的出版社能更放心地把一切都交付给他，但由于要求甚严，他不得不自掏腰包，比如出版之前就预付稿费、图片不满意时反复拍摄，等等，都需要产生成本，他必须冒这个险。“比如《独步三江》的作者就被我要求重新再走一遍三江流域，核实很多细节；照片一律要求精美的反转片，拍得不好一律重来，数码照片一律不要。这关乎品质啊。”

　　高风险可能意味着高回报，也可能血本无归，但两本精美出版物的市场反馈还是让孟涛涛找到了自信，“我的受众不会很多，只要一部分人喜欢，而且能够长销就足够。”在他看来，目前国内民营出版工作室在品质方面已经出现高度自律的可喜现象，但不可否认，由于长期被挤压和忽略，众多“民营”还存在人才匮乏、缺乏理想、急功近利等弊端，意见下发之后可能带来一个更具挑战的时代与日益细分的图书市场，民营出版工作室要想获得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就必须苦练内功，增强实力，否则就只能为“垃圾书”的涌现推波助澜，最终也被“垃圾”迅速掩埋。

　　一次重大的政策突破

　　一边是民营出版的汹涌潮汐，一边是意见的及时出台，这意味着民营力量将在中国出版产业的未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民营出版的春天真的不远了！”云南省出版集团副总龙雪飞认为，民营出版机构长期以来处于灰色地带，一直被压抑、淡化甚至声讨，但意见将其称为“新兴出版生产力”显然是政策上的一大突破，这不仅使“民营”面临机遇，也使传统的出版业必须直面民营带来的竞争压力。

　　“民营的风起云涌也促使我们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转变思维方式，怎么样正视民营力量，必须改变过去的以堵为主、暗暗合作为辅的工作方式了，全国图书出版是一个大市场，你这里一堵，或者总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去合作，人家马上跑到贵州、四川甚至北京去出书了，结果是云南出版资源的白白流失。因此，我们应该更多考虑出版的产业布局，要让更多民营甘心留下，为当地的图书市场、图书产业作出贡献。”

　　意见提出，鼓励国有出版企业在确保导向正确和国有资本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与非公有出版工作室进行资本、项目等多种方式的合作，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搭建发展平台。龙雪飞认为，这是一次重大的政策突破，将对国有出版业产生强劲冲击，这是挑战，但也是机遇；民营资本和人才的进入将会对传统出版社产生巨大推动——首先将进一步促进出版业向市场化发展，缩短出版业向市场转轨的进程；其次，民间的进入也会带来资金流和人才；还将加速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改革，由现在的严格垄断经营走向整合经营；将大大提升出版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以云南的情况看，出版业一直是国家垄断行业，这非常不利于市场竞争。以云南为例，如果我们把中小学教材教辅放到一边，就会发现云南的出版业太缺乏活力，题材狭窄、版式守旧、观念狭隘、销售困难等很多问题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这就需要注入新的产业元素，要让更多生机勃勃的民营机构为传统出版带来活力。”龙雪飞说，目前一个让人感到遗憾的事实是，民营出版工作室还未被纳入云南的文化产业之中。

　　孟涛涛则认为，意见的出台可能会使民营面临更加严峻的市场竞争，“国有出版社改制之后，一部分民营工作室的人才必然会被吸纳，能坚持下来的民营工作室必须更出色才有出路。”同时他也强调，还需有更多配套措施对民营予以扶持，这样的扶持应该涵盖一个更加开放、规范的市场环境，更加自律、透明的竞争氛围，民营工作室自身更要“志存高远”，让选题、设计、出版、印刷、销售等各个环节力争“完美”，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并形成自己的品牌优势。

　　此前，柳斌杰并不满意新闻出版业2008年总产值预计超过8500亿元、在国民经济中仅占到百分之二点几的现状，这也是促使意见出台的直接动力之一。“希望最终无论改制后的出版社也好，民营出版工作室也罢，都能在市场中练就一身的好功夫、硬本领，如此，中国的出版产业才能真正迎来美丽的春天。”孟涛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