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乞丐用模特人头当道具讨钱 三天赚1800(图)

乞丐用模特人头当道具沿街讨钱 两江论坛网友供图

特写：模特人头道具 两江论坛网友供图

这（右一）就是用模特人头当道具乞讨的乞丐张军 李靖 摄

每天张军都在道具旁守着收钱 李靖 摄

　　　（华龙网见习记者 李靖/文） 现在社会普遍存在着制造假象以博取同情的乞讨现象，不少的人抱着“患病”婴儿、带着假骨灰盒、持假学生证等在街上进行乞讨。这样的欺骗行为使公众开始质疑乞讨者的身份，不再轻易施舍。2007年，重庆曾有媒体报道，在渝人大代表陈贵云向大会提交议案称，城乡低保制度将从根本上解决困难人群的基本生活，因此应该修改相关法律法规，禁止职业乞讨，以解决日趋严重的城市乞讨问题。然而，“职业乞讨”的现象并没有因此有所改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愈演愈烈。

　　“和我聊天，一分钟一块钱”

　　近日，在重庆江北区建新西路金观音家俱城门前，频繁出现一个身着迷彩服的年轻人，不停寻觅路人随手扔下的饮料瓶，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破烂的地席，地席上躺着一位棉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病人”，只有些许凌乱的头发暴露在外，身旁显眼的地方斜放着一个字板：“我来自四川灾区，希望好心人给予救助”。

　　这样的现象在重庆闹市街头并不少见，然而，这一次却引发了周围群众的一番热议。5月19日，记者带着疑问来到这里。

　　邹建春是一位在此地长期揽客的“棒棒”，一说起这个躺在地上的“病人”，他便开始愤然：“这就是个道具，弄了个理发店里的人头模型，然后再摆上大衣棉絮，裹床被子就行了，都是骗人的，哪是什么灾区的。”邹建春口中的这个“道具”正是旁边不远处捡饮料瓶的年轻人制造的。据周围人描述，每天傍晚，年轻人就把这一堆零零散散的东西收进一个破旧的行李袋，扔在路边，第二天天亮时，再摆回原样，然后他在附近一边留意着他的“作品”，一边捡些塑料瓶。在周围人眼中，他是一个职业乞讨者。

　　金观音家俱城的停车场管理员告诉记者：“这个人和一般意义上的乞讨者不一样，他有谈吐有文化，曾见过他写英语，而且写的很不错。我觉得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挫折才不得已开始乞讨的，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么骗人博取同情心还是不对的。”家俱城旁一位做小生意的老板说：“他在这里很久了，以前110把他送到救助站，不知道什么原因又回来了，其实也严重影响了周围的环境。”

　　记者随后找到这个年轻人，希望能和他聊两句，他很镇定地回答说：“我可以和你聊天，不过一分钟一块钱。”经过一番商讨，他最终答应接受采访，条件是记者请他吃一顿肯德基。

　　“春节三天，我就赚了1800元”

　　他告诉记者，他叫张军，今年21岁，来自安徽舒城，四年前，在江苏昆山一家工厂打工，去年的金融危机使他丢掉了工作，迫于无奈开始了乞讨流浪生涯。他是在陕西安康扒火车逃票来到重庆的，4月19日到达，随后便到重庆救助站寻求救助，但由于没有身份证明遭到了拒绝。

　　记者原本以为他会尽量避免谈及现在的生活状况，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对这份“职业”相当满意。他说他已经利用“跑站”的方式到过除了新疆、西藏、内蒙以外的整个中国，他现在最想去的地方是西藏，在他看来，现在还不是时候。

　　他说现在很多职业的乞讨者都利用“跑站”在全国各大城市辗转乞讨，这也是他在江苏跟一位“资深”乞讨者学会的。所谓“跑站”，就是利用城市救助站获得去下一站的车票，运气好时还能得到少量的救助资金。不过他也提到，现在“跑站”开始变得艰难，以前可以以假地址获得前往各地的车票，而现在大多数救助站要求提供身份证或户籍证明才会予以救助，即便如此，他们也可以利用高锰酸钾，84消毒液等化学溶液将车票上的救助站公章清洗掉，转卖他人后买上一张短途车票，换到下一个城市继续乞讨。说到这里时，他显得有些得意，他说这样不仅可以从中赚取差价，还能方便的到达下一个城市。

　　当记者问他以这样的欺骗手段进行乞讨是否不妥时，他激动地说：“我这不是乞讨，我是在摆摊而已，而且没有以前工作那么辛苦，而且这么赚钱容易啊，我现在收入比以前高多了，今年春节在江苏昆山的时候，仅仅初一到初三这几天时间，我就收入了1800多块钱，而现在每天也能收入50多块。”

　　在他眼中，现在的生活只是一种经营模式，每天傍晚，他撤了“摊子”以后，就会和一个在观音桥卖花的姑娘到广场上跳舞，他很满足于这种生活。不过他也希望以后赚足了钱，学上一些技术再重回昆山当一个网络工程师，带上他喜欢的女人和他的朋友生活在一起，因为那里曾经很熟悉，也有真正的朋友。

　　采访结束后，再次准备“出摊”的他发现自己所有的家当都不见了。原来，金观音家俱城的一位工作人员将他的“道具”全部仍进了垃圾堆，他最后仅找到那个人头模型，他显得有些落寞：“我的摊被人扔了，明天不能摆摊了。”

　　“职业乞讨者”并不迫于生计

　　近年来，乞讨开始逐渐变得职业化，仅江北步行街附近，长期在天桥、路边行乞的人就不在少数，他们每天出现的时间都很固定，俨然把上街乞讨当成了上下班在进行，不错的收入使他们在乞讨以外也有自己的业余生活。

　　虽然不少专家和学者对这样的不正常现象深恶痛绝，并向当地行政管理部门提出过整改要求，但仍屡禁不止，究其背后，存在着治理困难、条例缺失等深层次原因。

　　重庆市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孙元明提出，现在超过95%的乞讨者都是在行骗，他们丢掉了普通大众认为最重要的尊严，以此来博得同情和信任，而事实上，不少看上去楚楚可怜的行乞者还有不错的房子。他们在造成视觉公害的同时，也在不断消磨大众的同情心。

　　孙元明认为，乞讨者大部分都出现在闹市区，是因为人流量的增加会使他们的收入自然提高。当“乞讨”和“赚钱”联系得越来越紧密，那治理也应该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他建议，城市管理部门应加大闹市区小商小贩的摆摊打击力度，这样，市容市貌在得到改善的同时，也使那些以乞讨为职业的人没有空子可钻，他们乞讨的地方会因此变得“偏僻”化，收入的降低自然会使这个人群的数量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