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七日下午四时二十四分，株洲市红旗路待拆除高架桥发生部分桥体垮塌，共造成九人死亡，十六人受伤，二十四台车辆受损。图为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积极展开搜救、清理工作。中新社发刘双双 摄
图为事故发生后，消防官兵在清理现场。 中新社发 刘双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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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座大桥垮掉了。
一个个桥墩，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砸向桥下的车辆和行人。截至2009年5月19日《中国新闻周刊》发稿时，9人死于这场事故，另有16人受伤。
事发5月17日，地点是湖南株洲市红旗路。这不仅让人联想同样发生在湖南的凤凰大桥垮塌事故——从株洲到湘西凤凰城，大巴只需4个半小时。
而两座桥的施工方，均包括湖南省路桥集团公司。
所有人都在追问事故原因：是施工质量，还是爆破影响？5月5日，这座大桥开始通过爆破等方式进行拆除。而在这样大的工程进行时，为何没有将车辆和行人隔离在安全地带？
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座大桥是1994年建成的320国道工程的组成部分，为何一座仅使用了15年的标志性建筑，就要被拆掉？
一座高架桥的“生”与“死” 这是一座只有15年寿命的标志性建筑，当初设计施工时，是否考虑过15年后的今天？
本刊记者/陈晓舒 张鹭(发自湖南株洲)
2009年5月17日16点24分，湖南省株洲市闹市区的高架桥轰然倒塌，和往常一样，桥下是拥堵的车辆和行人。
陪伴高架桥死于非命的是9个生灵。这座只被使用了15个年头的建筑物是湖南省首座公路高架桥，曾经走过20世纪90年代的“光辉岁月”，又在株洲市高速发展后饱受非议。
“生” 20世纪90年代初期，株洲市还是一个以自行车为主要代步工具的二级城市。荷塘区莲易公路是株洲城内最宽的公路，仅有四车道，路面上来往的车辆稀稀拉拉，能看见的“烧油”的交通工具大多是国产的“东风”“解放”和“黄河”。
“要致富先修路”，这条中国式标语直到今天依然能在许多农村见到，这也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第一道坎。
对株洲来说，320国道是个契机。这条3695千米的国道跨经6个省，起点为上海，终点到达云南瑞丽的国门。
“这条国道引进来会给株洲市带来发展和机遇。”株洲市城市道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表示，320国道原本并不经过株洲市区。
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中国的很多城市发展仰赖的都是国道或省道。在得知320国道将经过株洲之后，株洲市政府就极力在湖南省政府前游说，将320国道改道穿城而过，选址就在现在株洲市的老城区荷塘区莲易公路一段，莲易高速公路管理处前处长刘立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市委市政府要求，这条路走市区。”
但莲易公路只有四车道，无法既满足市区车辆，又承载过境车辆。株洲市政府一内部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扩宽成八车道在那条公路上不可行，市政府决定花一个多亿建高架桥。”
上述人士称，一亿元的费用并不夸张。高速公路的费用通常按米计算，每公里的工程能够成就一个千万富翁；高架桥的费用也按照米计算，而费用是高速公路的3倍。
就这样，320国道建在了莲易公路之上，这座桥成了湖南省第一座公路高架桥，被予以最多的厚爱。湖南省建设局重点办下属的代表处负责统筹，“重点办就是湖南高速公路建设开发公司的前身。”莲易高速公路管理处前处长刘立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五个承建单位。”
湖南省路桥集团宣传干事张勇确认，路桥集团参与了高架桥的分段建设，是承建单位之一。
1993年底，这支当时被称为最先进、最专业的施工队开工了，1994年12月28日，不到一年的时间，高架桥竣工，全长2750米，有四车道，由莲易公路管理处管辖。
刘立国说，在高架桥的建设之初，并没有考虑到株洲市高速发展后的交通承载量，只是希望能多将过境车辆引进株洲。
确实，在高架桥建成的1990年代，荷塘区以320国道为纽带飞速发展起来，红旗广场成为株洲市的两大商圈之一。而株洲另一个商圈以火车站为中心，也是仰赖交通，正如今天株洲被称为“被火车拖来的城市”。
“纠结” 这个城市开始以交通闻名，并快速发展重工业，其中机车和有色金属工业成为主打。按照株洲的城市格局，中心地块已经是机车厂为主，城市只能往东和南发展。
从2003年开始，刘立国就听到很多关于拆桥的说法。“人大、政协都提案，说这桥不适应发展。”刘立国无奈地说，“我们论证了(可以用)，结果还是要拆。”
株洲市规划局副局长王振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高架原本是城市的特殊管道，随着城市的发展，它逐渐起到了制约作用。”王振湘称：“规划将320国道南迁。”城市规划的东扩和南扩，使这座与320国道配套的高架桥成为累赘。
在这座高架桥建成不到10年，有关方面已经开始规划将其南迁出市区。“这只是个规划，规划到实施可能得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王振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07年，醴潭高速通车，这同样是上海至云南瑞丽的主干线。“它更加强化了高架桥的制约作用，并不是说过境车辆不走高架桥了，但是不像以前这么多。”刘立国称，“人大、政协又纷纷提案要求拆桥。”这条高速的通车，正是顺应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城市扩大之后，由环路取代之前的城区过境国道或省道。
在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中，荷塘区政协委员彭哲宇就是最早的提案人。他居住在这座高架桥的北端尽头，10多年间，曾亲眼目睹多起交通事故，“因为高架桥属于320国道，过境的外地车辆车速往往很快，在高架桥两端与市内道路接轨的地方，很容易发生事故。”彭哲宇说。
株洲市公安系统一内部人士认同彭哲宇的这一观点：“每年在这里出现很多车祸。规划的历史因素，也形成了过境车辆对市区道路资源长期挤占的情况。伴随着市内车辆的逐年增多，高架桥下的红旗路负荷量日益增大，导致交通拥堵，让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株洲市交警部门在面对媒体时也提出了六点拆除建议。
早在2007年之前，彭哲宇就开始酝酿拆除高架桥的建议，后来以“文轩剑海”的网名，活跃于湖南当地网络论坛，以各种方式倡导高架桥的拆除。
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醴潭高速的开通，让红旗路高架桥彻底变成了市内道路，但这座建于1994年的省内第一座公路高架桥，却不是那种典型意义的立交系统，其古老的设计理念并不具备被改造成城市立交桥的基础。因此，到了这个时候，它唯一的命运就是被拆掉。”
在网上，许多株洲市民觉得彭哲宇的建议是“拍脑袋”的想法。在“株洲在线”上，红旗高架桥拆除的讨论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形成了风气。网友“水之精灵”就举出了拆不得的理由，其中之一就是浪费财力——红旗立交桥才建成没多少年。
而在网下的现实生活中，彭哲宇的建议得到了民建株洲市委专职副主委徐良剑的赞同，2008年的株洲市“两会”上，徐良剑将建议带到了荷塘区人大，20多位人大代表表示赞同，并有人大代表进行了调研。
“死” 2009年1月的株洲市“两会”上，荷塘区的市人大代表联名呼吁，拆除红旗路高架桥。经大会主席团研究，拆除红旗路高架桥的建议被列为会议两件议案之一。
会后，株洲市政府向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提交《关于莲易高速公路株洲城区路段进行城市道路改造的函》。其实也是株洲市旧城改造规划中的一部分，在市委书记陈君文力主的旧城改造计划中，老区荷塘区和芦淞区首当其冲。
《中国新闻周刊》得到的一份关于“株洲市5·17事故情况汇报”上称，2009年3月18日，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批准红旗路高架桥拆除，同时，该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得到株洲市发改委的批准。
原本属于省管的320国道配套高架桥开始进行资产移交。“资产已经移交到市里，变成市管，由市建委组织拆除。”株洲市城市道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尧说。
“4月开始组织公开招标。”株洲市招投标管理局总工程师苏晓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批号为株发改2009138号的工程被命名为“红旗路改造工程(爆破拆除部分)”，财政拨款800万元，标段估算价600万元。
三家公司竞标，最后南岭工程以296万元中标。苏晓青称：“还有比南岭出价更低的，这次并不是价低者得，我们是根据综合实力考量排名。”
2009年5月9日，南岭工程接到株洲市建设局的中标通知书，签署了施工承包合同。红旗路高架桥的“死”不可避免。
此后的几天，南岭工程根据建委提供的桥梁施工图及拆除现场周边环境，决定对高架桥约1500米实施爆破拆除，约1300米实施机械拆除。
5月5日，红旗路高架桥实施封闭，准备拆除。5月17日，这座高架桥在这个城市完成使命之时带走了至少9条生命。
而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市政规划不断被修改、被推翻的例证比比皆是。
比如沈阳市主干道青年大街的故事。1992年，青年大街建设了三座平台桥，被市民戏称为“新加坡”“土耳奇”和“慢谷”，三座桥的共同特点是在十字路口用土填埋起桥身，桥上走机动车，也有红绿灯，桥下走行人，全无立交桥应有之效率。7年以后，沈阳市以实施道路畅通工程的名义，拆除了3座平台桥，又大兴土木改造青年大街。又过了6年，沈阳市推动浩大的“金廊工程”，青年大街又成为改造重点，无论绿化、道路还是路边建筑，都纳入新规划。
又比如，2007年，杭州要炸掉“西湖第一高楼”的消息引起舆论哗然——取代72米高建筑的，将是85米高的杭州嘉里中心。翌年，杭州市有关领导表示，嘉里中心的新规划将适当降低高度，以保护西湖景观。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小到杀手井盖，大到砸死人的立交桥，还包括致人死命的排水系统，这些市政设施的完善与维护、市政施工的安全系数，影响着数量庞大的公众
文 / 李赫然
这个场景或许并不陌生——某个行人，不小心掉进了没有井盖的下水道，或崴了脚，或闪了腰。如果是个孩子，他的生命可能因此而终结。
株洲此次坍塌的桥梁与井盖同属市政设施，对它们的维护或修缮都属于市政工程的一部分。此外，市政工程还包括城市道路、给排水、燃气、城市防洪及照明等设施建设。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时，蓝白色相间的市政工程围栏随处可见。据统计，目前全国的城市市政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在1万亿左右，占全国GDP的2%以上。
市政投入总量增加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被引出。
首先就是安全问题。“一项市政工程，直接的相关者包括两大群体：一线的操作人员以及附近的民众。”一位评论者表示。
此次高架桥垮塌很容易让人联想起2007年“8·13凤凰桥坍塌事故”。要竣工的堤溪沱江大桥还没拆完脚手架，就像“积木”一样坍塌了，造成64名建筑工人死亡。类似的事故还有，杭州地铁1号线湘湖站去年11月15日发生基坑坍塌事故，造成21名工人丧生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目前，每年究竟有多少市政工程施工人员在安全事故中死去，官方尚无确切统计。
相对一线工人，数量庞大的公众人群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一方面，他们缺乏信息获取渠道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又由于人数众多容易导致群体性事故。回到市政设施中最小也最易丢失的井盖，因这些“马路陷阱”引发的交通事故占交通事故总数的8%，并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
市政工程的缺陷还会诱发“隐性”安全问题。“现在有大广场的城市比比皆是，但有真正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的城市却很少。”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邹时萌表示。原因很简单，广场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人人看得见；而污水处理系统虽然与城市环境建设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但是由于投入大、运营费用高、一般人看不见，所以一些地方并不重视。
但这种忽略同样可以致人死命。2007年7月18日，山东济南一场3小时的暴雨，使这个省会城市的中心城区成为泽国。市中心最繁华的银座地下超市，在半小时内变成了水箱。据不完全统计，历城区数人被冲入窑头河死亡；天桥区10人溺水或被水中漏电电击死亡；历下区1人冲入河沟死亡，水中遭电击2人死亡；槐荫区3人水中遭电击死亡??官方数据最终确定暴雨共造成34人被淹死，6人失踪，171人受伤。
按照政府部门的职责分工，市政工程的主要责任方为城市建设部门、市政公共事业管理部门，还包括一些市政工程公司——它们负责工程的实施。杭州地铁工地塌陷事故发生后，杭州市政府官员、施工方中铁集团、监理单位等各方进入问责的拉锯战中，国家安监总局发布的《关于浙江杭州“11·15”地铁工地重大塌陷事故的通报》提到事故暴露出5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管理不到位；二是对发现的事故隐患治理不坚决、不及时、不彻底；三是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流于形式，甚至不培训就上岗；四是劳务用工管理不规范，现场管理混乱；五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监管不力。
但对于事故责任，目前仍未认定。
而对济南暴雨事故，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防汛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认为，降雨过于集中、排水不畅是造成严重灾情的主要原因，问责结果目前亦未公布。
株洲高架桥坍塌又该问责谁？目前，湖南检方已经介入，但仍没有透露控制的12名相关人员系何人。抑或红旗高架本身即存在质量问题？然而爆破工程的施工使得对高架质量的追查难度加大，因为“整个桥梁的状态已经不是原来设计的状态了”。
“纵观近年来的公共事故，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不是逝去的生命和损失的财产，而是公共安全底线的持续失守。”一位评论者撰文表示，“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人命关天的血色教训并未换回应有的法律问责、制度完善，于是陷入了公共责任麻木的无底黑洞中。”
(责任编辑：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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