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公交车燃烧视频拷问:拍摄与救人的两难选择

　　在成都发生公交车燃烧事件，导致百余名乘客伤亡之后，网上出现了几段现场的视频，其中触目惊心的画面和凄厉的哭叫声让每一位看过视频的人都产生一种想上前救人的冲动。

　　这些视频，使许多人得以直观地知晓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拍摄者放弃了参与对受难者的救助。因此，这些视频和它们的拍摄者，正陷入争论的漩涡。

　　大概少有人意识到，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将面临同样的选择。

　　随着电子时代的进步，拍摄等记录方式，已不再是记者和专业人员的特权。大多数普通人身上，都能找到可以摄像的手机和数码产品。与此同时，灾难时常发生，我们常有机会身处现场。

　　英国伦敦地铁爆炸事件的手机照片、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私人视频，无不是这种私人记录在灾难发生时的优秀之作。它们在灾难无可逃避的前提下，为人们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一个“公民记录”的时代已经来临，并将为我们更好地了解生活做出贡献。然而一道难题也伴随而至：面对灾难，我们将怎么选择？是立即奔向前尽绵薄之力抢救，还是在一段距离之外拿起手机等工具，为其他人传递信息？

　　事实上，同样的伦理困境，存在于新闻界已逾百年。在这个以记录事实为最高追求的团体里，许多人都困惑不已，对于正在发生的苦难，是应该恪守职业道德，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还是应该遵从基本的人的道德，扔下机器，参与拯救苦难？

　　要知道，很多时候，拍摄苦难本身能使人们获得对抗苦难的信心和勇气。正如同记录灾难能使人们感受对灾难的痛恨和对同类的爱心。这样说来，记录和参与，是一个难以两全的选择。现在，每一个人都成了记录者。面对6月5日那辆燃烧的公交车，人们在施救和旁观之间，有了第三种选择。从而，以往只存在于记者身上的道德冲突，将被加诸更多人。正如其中一个视频的拍摄者那样，被许多人质疑：为什么宁肯站在远处拍摄，也不肯抄起身边的铁锤，去砸碎玻璃，救那些正被大火吞噬的生命？

　　所以，是不是该拍摄，真那么容易回答吗？恐怕未必。救助必定是第一位的，但是，如果有那么一两个人选择打开摄像机，我们该如何评判？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这是一个日益普遍的困境。它应该得到广泛讨论，因为这关乎人们心里一些最珍贵的东西：爱、真相，等等。□张 伟

　　拍摄灾难现场也是救助行为

　　虽然经验告诉我们，网民的判断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对的，但在这个问题上，我却认为参与炮轰的“炮手”们很可能犯了一个错误。理由很简单，拍摄现场也是一种抢救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把灾难发生时的情况用摄像机的镜头详细地记录下来，和冲进火场直接救人的功劳不相伯仲。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这些来自第一现场的视频，会给人巨大的震动，这会比任何宣教都更有效地促使公众绷紧安全这根弦。

　　其次，这些惨烈的视频也必然会促使公众追问:惨剧究竟是如何酿成的？无疑，这种追问也会对有关部门形成巨大的压力，促使他们尽快查明事件的真相，给社会和公众一个实事求是的交代。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些视频会为分析事故的原因，找到肇事者提供最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任何认真的调查者，都绝对会重视来自现场的第一手资料，其中目击者的证词往往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材料之一，而事件发生时拍摄的视频资料，甚至是比普通的目击者证词更重要的资料，因为警方可以从中直观地看到事件发生时的情况，进而找到至关重要的重大线索。

　　在笔者看来，当一个涉及到公共利益的突发事件突然出现在眼前时，除了不能趁火打劫或做冷漠的看客外，每个人都可以采取最适合自己的方式介入到事件中去。我们不难想见，由于事发突然，现场的目击者不可能人手一部摄像机，而事故发生在闹市区，在救人、报警等都有人去做的情况下，把正在发生的事件拍摄下来，并提供给事故调查部门，很可能就是最有价值的举措。

　　部分网民之所以对视频的拍摄者进行“炮轰”，在我看来，关键在于把对道德的理解狭隘化了，即把某种特定的行为和道德联系起来，这样一来，就难免会出现责备贤者的情况。实际上，衡量一件事情是不是道德的，关键要看其产生的客观后果是不是有利于社会？是不是有利于大众？如果是，则是道德的；如果不是，则是不道德的。□常梦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