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5月的一个下雪天，参军到西藏不满半年的我，和汽车连的刘班长到喜马拉雅峡谷的弹药库执行拉炸药和雷管的任务。不料在爬前面的大山时，汽车熄火了。雪越下越紧，我和四川籍的刘班长在驾驶室看着天一点点黑下来，身上一阵阵冷起来。心发慌、没力气，说话都困难了。我不知道刘班长什么时候睡着了，我也在刘班长给我讲十八军老前辈进藏途中如何战胜饥饿的故事中，晕晕地睡着了。

　　后半夜，一阵敲打汽车门窗的声音把我和刘班长惊醒，我们拼着力气各自先摸到了冲锋枪，向车窗外看去。两个藏族老人的脸映在窗口，嘴里都大口大口吐着热气。他们在敲着车窗还向车内善意地招手。我和班长拼尽全身力量把门打开后就一下昏过去了……

　　等醒来时，我们已经躺在雪地一堆篝火边。肚子和嘴里的味觉告诉我们，在我俩昏过去后，两位可亲可敬的藏族老人给我们喂下了救命的酥油茶。他们是不远处公路道班的一对藏族夫妇。热烘烘的篝火映着他们朴实、慈善的脸庞。几十步外就是我们的军车。他们都会讲一口略有四川语音的普通话。通过交谈，我和刘班长知道了，那男的叫次仁，女的叫白珍。高原的风沙雕塑得他们看起来似有40多岁了，实际他们的年龄也才刚30出头。但他们的精神却似喜马拉雅的红松，坚韧而充满朝气。也许因为他们救活了我们也就特别兴奋，大家一时都没睡意，我们摆起了龙门阵，谈起了种种遇险，谈起了各自的单位生活，也自然谈起了各自的家庭。

　　次仁大哥的家在珠穆朗玛山峰下的定日县，上门到了白珍大姐家。他们在一起时，也才十二三岁。十八军进藏时，她阿爸前几天因病死在了庄园，阿妈又病又累，大风雪的那夜也快要死了，被农奴主让人强行抬着扔出了庄园。那晚，白珍大姐说，我和次仁感觉到天要塌了，风雪中我们把泪水都哭干了，积雪落满了我们一身。我们搂着身体逐渐冰凉的阿妈，准备一起死掉。而就在这天晚上，我们遇到了金珠玛米；是十八军挺进喜马拉雅的先遣队。我们得救了，金珠玛米给我阿妈治病，又给我们很多吃的穿的。两年后，阿妈由于病情太重，她老人家还是走了。阿妈临死前，拉着我俩的手，让我们一生一世都不要忘了金珠玛米和共产党的救命恩情。当政府决定在这里建道班时，我们就成了喜马拉雅山脉这个道班的第一批养路工。次仁大哥说，作为道班工人，他们认识这里的一草一木；也特别注意军车的行进和安全。看今天风雪大，怕部队有什么闪失，就巡路来了，果真就有了情况。

　　黎明时分，乘坐团长的嘎斯69小车寻找我们的救急小分队赶到了。修好了车，我们要返队了。在向次仁大哥和白珍大姐握手告别时，我和班长都流下了感动的惜别泪水。不久，十九岁的我双膝被查出患上关节炎，可我一想起那个风雪夜，心里总感温暖。打那以后，只要我经过这个喜马拉雅道班，都要下车来看看次仁大哥和白珍大姐。1980年1月，我调入成都军区工作，从那时起，就再没见到次仁大哥和白珍大姐了。若干年后，次仁和白珍的女儿央金到中央民族大学进修，过成都来看我，告诉我，他们的父母还在喜马拉雅道班工作，身体都还好，家庭很幸福，让我感到十分开心。央金还特意给我留下了一张他们家的全家福照片。

　　难忘喜马拉雅的那个风雪夜，已是40年前的事了，我如今已是一名行将60岁的老战士了。抚摸着关节炎趋重的双膝，想起当年的情景片断，心里总很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