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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感安全感缺失 “以暴制暴”思想蔓延 家长学校政府管理不足 流动人口子女犯罪堪忧

2009年06月12日09:03 [我来说两句] [字号: ]

来源:法制日报
  导读

  打工子弟学校的十多名初中生,在受到校外少年帮派勒索抢劫之后,因为没有足够多的钱财又转而抢劫校内小学部的学生,并痛殴了一名小学生。随后,这名小学生的家长纠集数名外来务工人员到学校闹事,四处寻找打人者声称要“以牙还牙”。


  长期研究流动人口子女犯罪问题的专家称,在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当中,一种令人担忧的“以暴制暴”的暴力逻辑正在传递……

  今年“六一”节前,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在京外来工子女时特别强调:进城务工农民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为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提供受教育机会,使这些孩子能够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健康快乐地成长。

  对此,北京一家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颇有感触:“我觉得对于流动人口子弟的关注将会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面。打工子弟学校诞生已经16年了,如果再对流动人口子弟教育过程中出现的诸如犯罪等问题视而不见,那一代人就过去了……”

  本报记者 杜晓

  阳光明媚的下午,北京树仁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们打闹着、说笑着涌向操场,准备排队回家,广播里传来柔和的女中音:“同学们,放学的时间到了……”

  位于操场一隅的教室里,13岁的少年陈晨(化名)有些拘谨地坐在记者面前,面无表情地讲述着与这个明亮的下午极不相称的事实:

  “他们把我拉到一个角落里,用木棍狠狠地打我的背,打了一会儿又拉到更远的地方继续打。我很疼,后来在家躺了一个星期下不了床……”

  陈晨所在的学校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西五环外衙门口村。陈晨口中的“他们”,是一个由辍学流动人口子弟组成,出没于附近几所学校的少年帮派。

  从受害者到施害者

  “以暴制暴”逻辑正在传递

  陈晨之所以被少年帮派殴打,是因为对方想拉他入伙。

  “在流动人口聚集地区经常会出没一些少年帮派,他们在抢劫殴打在校学生的同时又会吸收"新人"入伙。”树仁学校校长赵生杰告诉记者。

  在赵生杰的学校里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名学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遭到了抢劫和毒打。第二天,这名学生的家长在痛斥自己的孩子“无用、无能”之后,手提碗口粗一人高的木棍在孩子被殴打的路段转悠了一天,并扬言一定要把打自己孩子的人“找到并打死为止”。赵生杰得知这一情形后大惊失色,发动了数名老师,极力奉劝这名学生家长返还。

  与此同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管庄的新公民学校,校长方原连日来也为一起连锁恶性抢劫事件而头疼不已。

  方原说,学校初中部的十多名学生在受到校外少年帮派勒索抢劫之后,因为没有足够多的钱财又转而抢劫校内小学部的学生,并对一名小学生进行了殴打。随后,这名小学生的家长纠集数名外来务工人员到学校闹事,四处寻找打人者声称要“以牙还牙”。

  “这种以暴制暴的逻辑只会让问题进一步激化,更严重的是,类似的恶性事件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会扭曲孩子们的心灵。”方原对此十分担忧。

  事实上,此类事情已不是发生在一两个学校的个案。去年年底,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07年检察院受理的未成年人刑案,外地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共171人,占总人数的75%,比上年68%的比例又有所上升。

  “不单是北京,流动人口子女涉法犯罪现象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田坤告诉记者。田坤是北京一名律师,同时他还担任着河南省民办教育促进会的法律顾问,他曾在全国各地处理过多个流动人口子弟学校的法律事务。

  在河南,田坤发现,不少流动人口子女迷恋网络,进而逃课旷课,偷钱抢钱以满足上网的需要。

  在广东,田坤看到,一些由外来务工人员子弟组成的少年帮派在强收其他同学的保护费,“交20块钱派一个人保护,交50块钱派两个人保护”。

  在某地,田坤更是接触到了一起恶性事件:两名流动人口子弟在实施抢劫的3分钟内,将抢劫对象杀死。

  在辗转于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子弟学校的途中,田坤还发现,一种令人担忧的暴力逻辑正在传递:“大部分走上犯罪道路的少年,都有一个从受害者到施害者的过程,可能最开始是自己被人抢了,接着便想通过抢劫其他人来弥补损失。”

  安全感归属感缺失

  帮派组织产生巨大吸引力

  北京一家教育服务机构的创始人郭斌,曾进行过流动人口子女犯罪状况实证调查。他向记者出示了一张问卷统计,上面写着一些孩子参加少年帮派的原因:“加入帮派威风”、“被人欺负了加入帮派报仇”、“加入帮派好玩”……

  更引人注意的是郭斌手上的一个丁字型的铁质器具,竖向尖锐横向便于持握———这是一个流动人口子弟专门用来撬自行车锁的工具。

  “在调查中我了解到,由于流动人口子女父母工作的频繁转换,造成孩子的生活环境极其不稳定,中途转、辍学的情况时有发生。流动性又造成孩子成长中安全感、归属感的缺失,这对于流动人口子女的自我成长,对于孩子健康人格和心理的形成,都是不利的因素。”郭斌说。

  赵生杰也表示,他曾经看到一些孩子因为加入帮派沉迷于一些不法行为而辍学,甚至离家出走。“对于父母工作不稳定或是关系不和睦的孩子来说,加入帮派组织似乎具有很大吸引力。”赵生杰亲眼看到,一名原本品学兼优的学生因为加入校外帮派组织变得六亲不认,为了上网甚至将阻拦自己的母亲打伤。

  “就学生的管理来说,应该是靠学校、家长、政府三方努力,但实事求是地讲,现在这三者都有缺失。”赵生杰说,首先,家长是基本指望不上了,流动人口由于生存环境以及自身素质等原因,对孩子的管理难以顾及;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应该说近年来对于流动人口子女的关注提高不少,但是对于流动人口子弟学校的学生在成长引导方面的工作,比起公立学校来,还是做得少。

  “在劳务输出人员较多的地区,很多流动人口子弟学校都实行寄宿制,很多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了寄宿制学校。在学校里,一两个生活教师要管理几十个学生,这些孩子基本上是在缺乏亲情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会让孩子们心灵上失去"根",变得冷漠而麻木。因此,他们一旦走上犯罪道路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激情犯罪、团伙犯罪,连最基本的法律意识都没有。”田坤说。

  预防第二代犯罪

  硬性有效约束从何而来

  在方原的学校采访时,记者正好遇上一场法制讲座。讲座的主讲人王兆峰律师,对各地流动人口子女犯罪问题作过长期研究。

  在讲座的现场,不少孩子向王兆峰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

  “14岁以下把人打伤了会判什么罪?”

  “要是因为家里穷抢了别人的钱是犯罪吗?”

  ……

  讲座结束后,王兆峰向记者感叹,“给孩子们讲法律是有效果的”。方原也认为,“应该定期给孩子们上法制课”。

  但流动人口子女法制教育的现状,无疑是不尽如人意的。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弟学校法制教育调研报告》的执笔人张雪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流动人口子弟学校的法制教育没有规范化、制度化,存在着一些困难和不足,具体表现为:法制副校长配备不齐,工作形式化;尚未完全实现法制教育计划、教材、课时、师资的“四落实”;法制教育形式与内容单一,难以满足学生对法律知识的需求与学习兴趣;学生流动性强,法制教育缺少家长配合,直接影响法制教育效果。

  除了法制教育,人们希望有更加硬性、有效的约束。

  “流动人口子女犯罪,大多数是抢或偷,这些事情有时连村里的联防队都不一定有时间管。但是,这类事件,对治安环境造成的影响是很恶劣的。”方原说。

  赵生杰在办学实践中摸索出一个办法———学校与社会联动。

  他告诉记者:“与社区管理部门实现互动之后,一方面孩子们的定期法制教育有了保障,另一方面,可以经常组织孩子们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当他们从那些好的事情中找到乐趣时,就会自觉抵制那些坏的事情的诱惑了。”

  此外,赵生杰的学校还与执法部门以及高校之间有互动活动。“这对于孩子们的教育和引导意义也是相当大的,也能够预防未成年学生犯罪。”赵生杰说。

  当记者走出树仁学校大门时,夕阳的余晖已渐渐沉入天际,赵生杰若有所思地环视着静静的校园,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谈不上什么崇高的理想,但是看到这些孩子因为校外因素而有意或无意地走上违法的道路,实在是超过了一个教育工作者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

  编辑手记

  客观地说,流动人口子女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纯粹的城市人。即使工作、生活在某个城市,他们的根仍不在这个城市,而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和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更加渴望融入现代城市生活,但却或多或少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排斥与歧视。

  居留方式的不稳定,归属感的迷茫,教育管理的缺失,法制观念的淡薄,促使他们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是选择正当的法律途径解决,而是往往采取违法的手段来维护权益。

  德国著名法学家李斯特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与其在他们走上犯罪道路之后大谈“挽救”,不如给他们一个平等的成长环境,也许,这样才更能显示出社会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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