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公路治超，是交通、路管部门的一项常态工作，治超员手中有一定的处罚权，存在着权力寻租空间。

　　防城港“治超”肥了路政一窝硕鼠

　　□特约撰稿 汪 华

　　至2009年5月，广西防城港市的多个县、市、区法院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陆续判决了20多起路政人员受贿案。

　　治超站里露“商机”

　　在广西沿海高速公路管理处冲伦治超站，也像其他生意场一样，产生了一些“行话”，如超载车辆的老板、司机或中介花钱向治超员买“放行”称为“买单”，所送的钱叫“单费”，他们预先向治超员报告即将通过的超载车叫做“报卡”；路政员收取司机、货主交来的钱称作“收单”，把这些钱叫作“辛苦费”。

　　2004年6月，防城港路政部门在防城区的冲伦村设立了一个治超站，对超载车进行严厉查处，所查到的超载车，不但要卸货分运，还要处以最高可达1万元的罚款。治超人员主要从防城区的路政大队、公路派出所、交警大队、交通征稽所、运管所抽调而来，人数最多时曾达到20多人。

　　吴尚杰就是其中一员。

　　和治超站大多数人员一样，吴尚杰也是个年轻人，由于他有大学文化，很快当上了防城港路政管理所路政中队副中队长。

　　2004年9月的一天，吴尚杰在防城港路政管理所办公室，一名姓周的中年男子进来，自称是防城港某物流公司车队队长：“吴中队长，有点事想跟你商量一下，是我们车队过治超站的事。”

　　吴尚杰一听，便意识到这事有点敏感，办公室人来人往不便谈，便说：“我们找个地方谈吧。”

　　吴尚杰找的地方是某大酒店咖啡厅。两人落座后，周某说：“我们车队有10辆车没办超限运输证，希望在经过你们的治超站时关照一下，我们公司会付辛苦费给你的。”吴尚杰听说过其他治超站也有“收单”的事，他不动声色，继续听周某说。

　　看到吴尚杰的表情，周某心里有数了，他说：“没事的，在其他治超站，我们也是这样办的。这样吧，如果我们的车队有过你们治超站的时候，公司每月付给你1万元。”

　　吴尚杰略微思考了一下，便答应了。

　　不久，又有一家物流公司找上门来。从2004年9月至2006年3月间，吴尚杰伙同他所在的路政中队治超小组成员，收取上述两家物流公司给予的好处费13万元私分。另外，吴尚杰还单独收取中间人叶润忠送的好处费1.4万元。

　　村民充当“九八佬”

　　不仅治超人员看到了治超站存在的“商机”，治超站附近的村民翁维宽、叶润忠等人也从中发现了生财之道。

　　冲伦治超站就设在冲伦村口，距离翁维宽、叶润忠的家只有十几米，治超站供水用电、卫生间用地还是叶润忠帮解决的，治超站工作人员还常常到这两家倒开水、吃夜宵。

　　30多岁的翁维宽只读了小学，一直在家以耕种为生，后来买了辆三轮车载客。他虽然读书不行，脑子却活。治超人员到来不久，他便与他们混熟了，并得到了治超人员的“重用”，每当查到超载车辆，他们总是叫他和叶润忠来帮装卸货。

　　有些交易是不能直接进行的，非通过中间人不可，比如超载被查到，司机若现场直接送钱给治超人员，十有八九被拒，得找个“代理人”。在治超站的外人只有翁维宽、叶润忠等几个村民，外地司机们看到翁维宽、叶润忠与治超员很熟，觉得找他们应该没错。

　　“兄弟，帮说说情，我会给你辛苦费的。”司机们把翁维宽拉到一边恳求。

　　刚开始，翁维宽对治超员说，超载车是他朋友的，希望放一马。看在“邻居”的份儿上，治超员答应了。事情这么容易就搞掂了，翁维宽惊喜之余，意识到有了一条生财之道，决定把生意做大。于是他开三轮车载客时，总是向人吹嘘，他认识很多交警、路政，可以摆平很多事。

　　翁维宽一次次地替“朋友”求情，再糊涂的治超员也会清醒过来：“你说，你是不是九八佬（指帮人跑后门的人）？”面具被戳穿，翁维宽无所谓，他有应对办法，那就是“利益共享”：“没关系啦，每辆车我给你200元！”

　　翁维宽对付治超员的办法很多。开始时也有治超员不答应的，但他天天去磨，好话说尽，甜头给足。这样，一个个治超员被他攻下了。也有实在攻不下的，但他也有办法对付。如他买了一副望远镜，每当要去找治超员时，先用望远镜看看是哪位治超员当班，若是不买他账的人，就缓一缓，等“友好”的人值班了，再去。

　　就这样，翁维宽的生意越做越大，名气越来越大了，他包揽了好几个外地车队的闯关业务，有时忙不过来，还叫上妻子代他去治超站交钱。渐渐地，他不满足于仅在冲伦冶超站做生意了，2006年起又向防城港路政管理所发起了“进攻”。2004年以来，他先后向冲伦治超站、防城港管理所近30名路政人员送钱，有些路政人员他连名字都不知道，来往时以“王哥”、“肥仔”、“孙主任”等称呼。

　　至2008年5月，翁维宽向超载司机收取了约30万元，其中11万元送给了路政人员，自己获利19万元。

　　涉及整个防城港路政系统

　　2007年10月的一天，防城港市检察院检察长金明华出差，路过冲伦治超站，由于站口车多，他的车也跟着慢了下来。他顺便朝车外看去，一些旁人不大注意的情景映入了他的眼帘：货车司机停车下来，与治超人员说了几句后，继续开车，路过磅秤时，几乎没停车就驶过去了。不停车怎么称重？怎么知道超载了？这些疑问不由在他脑中盘旋。

　　回到检察院，金明华立即召集副检察长、反贪局长研究他发现的那些疑问。研究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治超站的工作人员有可能收受超载车司机的好处，才对超载车放行。

　　他们决定对此事先展开秘密侦查，他们敏感地意识到，如果冲伦治超站工作人员存在受贿行为，那么决不会只是一两个人，也决不会只是冲伦治超站一个站，而有可能涉及整个防城港路政系统。

　　此后几天，冲伦治超站周围和冲伦村出现了几个貌似看热闹和闲逛的人，他们时不时和村民搭讪几句——他们是检察院的便衣。便衣很快访出眉目了。冲伦治超站确实存在对超载车“收单”放行的情况，而且时间不短了，冲伦村就有几个村民充当“九八佬”。

　　便衣盯上了翁维宽，因为村民反映他的“生意”做得最大。接下来的调查发现，翁维宽的妻子账户里有存款近20万元，翁维宽是跑人力三轮车的，妻子在家种田，他们哪来这么多收入？而且流水账反映出，一年来，几乎每隔两三天就有钱进入他的账户，经查汇款人，他们全部是司机。翁维宽显然涉案无疑。

　　检察院决定从翁维宽这里打开缺口。专案组分析，翁维宽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甚至可能还不知道他给路政人员送钱的行为是违法犯罪行为，又爱吹嘘自己的本事，从他身上入手能较顺利地跨进整个案件的大门。

　　几名办案人员经过6个昼夜的跟踪和埋伏，摸清了翁维宽的活动规律，他几乎是每天都在治超站和银行之间跑，一天到晚电话不断。

　　办案人员将他请进了检察院。“听说你最近蛮赚钱，银行里都有几十万了。”办案人员平静地问他。

　　一句话激起了翁维宽爱吹嘘的毛病，他颇感自豪地把给超载司机当“九八佬”的事和盘托出，但当办案人员问到钱都送给了哪些人时，他却闭口了。他虽然法律观念淡薄，也知道检察院是办案的，如果把那些受贿人都抓了，他往后的生意就断了。

　　“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是不说好，还是说了好。你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是无疑的。”办案人员不急于对他采取强制措施，让他回去了。

　　过了几天，办案人员再次传唤翁维宽。脑子聪明的翁维宽经过几天的考虑，权衡利弊后，对办案人员说：“你们对我尽仁尽义，我都告诉你们。”这一次他说出了全部行贿对象，还供出了另一名“九八佬”。

　　随着不断深挖细查，案件不仅牵涉到冲伦治超站十多名治超员，也涉及到防城港路政管理所、山口路政管理所等路政部门人员及交警，至2008年10月，共查办26件26人。

　　一人“收单”

　　大家平分

　　“收单”的行为，无法说清是谁开的头。一个个在开始时，多是因为接到同事这样的电话：“我有个亲戚，车上的货超了点，帮帮忙，让他过去算了。”碍于人情，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渐渐地，有人“收单”的事在治超员间传开来，有人感到不平衡了，觉得被利用了，人与人之间也不大信任了，这时候，帮忙之后得到“感谢费”的事也就出现了。“帮忙”慢慢走向变味，同事之间的友情也慢慢变味了。

　　50多岁的黄永就，是治超员中的“老同志”了，社会阅历丰富，但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知道有“收单”的事。一天，他拦下了两辆车检查，查出超载后，要处以罚款，这时同事唐上平过来了，要求放行。见车被拦，司机不解地嘟囔了一句：“怎么报单了还挨罚呀？”黄永就这才知唐上平收单了。

　　黄永就和当班的几个人都对唐上平很生气。唐上平为了平“民愤”，把“收单”的钱拿出来分给大家。这一分，大家顿时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收单”的事也就从暗处走到明处了。后来，大家渐渐达成了默契，不管谁当班，只要接到同事打来的“放行”电话，都会对超载车放行，之后大家平分“单费”。有时候“单费”司机不是马上给，“收单”的人还会先自己垫钱出来分给其他人。

　　有些治超小组的治超员还互相通气，集体行动。因为各人有不同的“朋友圈”，有的人认识“客户”多，有的认识得少，各人收到的单费多少不一。为避免出现内部矛盾，干脆同一班组的人商定统一“收费标准”，收得的钱一块平分。就这样，“收单”的事渐渐蔓延。

　　对于“收单”的事，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唐上平在2008年被查处时，仍记得2004年8月第一次“收单”——收受翁维宽给的好处费的事。他对办案人员说：“我知道我收上述单费是不正当的，心里对收单费的事老是放不下，怕出事，所以我虽然没有对所收的单费作记录，但还是能记起我自己收翁维宽等人单费的事。”虽然怕出事，然而在贪心和“治超站地处偏远，不会有人注意”的侥幸心理支配下，他们还是不断地收下去。

　　2006年，广西红豆网曾有网民曝出他们“收单”的事，也传出公路部门要查处。有些人害怕了，收手了，但仍有不少人“潜伏”了一阵后东山再起。

　　按说每一辆货车都要过治超站，为什么超载车能顺利过磅而不留下重量？这其实是很容易做到的。据一名负责过磅的人向办案人员交代，当已“报卡”的车辆经过称重的地磅时，他就关掉便携式移动磅电源，这样自然就无法称重，也不会留下数据了。而且他给车辆过磅时往往只有他一个在场，每当过磅后，他就朝同事喊一声：“不超！”

　　被查处的20多名路政人员，大都是30岁以下，进入路政系统时间不长。可以说，这是一个素质良莠不齐、较为复杂的群体，也是一个在利诱面前十分脆弱的群体。

　　高速公路治超，是交通、路管部门经常开展而且面广的一项工作，治超员手中有一定的处罚权，存在着权力寻租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