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记者在国台办每周三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与发言人互动良好。图为发布会现场。本报记者 汪永基/摄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台湾记者在大陆的“跑办”生活

　　“我们时而是时政记者，时而是经济记者，有时候又成了‘狗仔队’，但堵人是不变的‘法宝’”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方辉发自北京

    在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南街有一座看似不起眼的大楼，时常有操着闽南口音的记者们进出。这座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有武警把守的黄色建筑就是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是研究拟定对台工作方针，负责涉台新闻发布的地方。

　　而作为境外驻大陆记者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台湾记者成了这里的常客。在他们眼中，“跑（国台）办”不一定能跑出新闻，但不跑就肯定会漏掉新闻。

　　“三限”规定逐渐突破

　　“到国台办参加新闻发布会是我们每周最轻松的工作，每个到场的台湾记者都会有提问的机会，新闻发言人会很有礼貌地回答我们的问题，大家互动很好。”一位台湾驻大陆记者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如是说。

　　每周三，国台办都会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

　　“只要是涉台新闻，无论是获取还是求证，我们都不能绕开国台办。”台湾《中国时报》记者亓乐义属于台湾媒体最早到大陆采访的记者之一，从1988年跟随返乡探亲的老兵第一次到大陆采访，已经过去20多年。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从1992年他正式在北京驻点开始，他目睹了大陆的发展巨变，也体会到国台办在对待台湾媒体的态度上，经历了一个由严到宽、由紧到松、由威严到亲切的过程。

　　台湾记者到大陆驻点采访一直遵循“三限”原则，即限时间、限地点、限主题。一般来说到北京驻点的记者原则上不能到大陆其他城市采访，驻点的时间最长3个月一轮换，但由于工作量大，台湾记者通常一个半月就会轮换一次。

　　亓乐义说，在2005年以后，“三限”规定的执行就已经不那么严格了，而在之前是要对违反者进行严厉处罚的。“我们时常都会跨地区采访。国台办的官员也能理解我们的难处，毕竟台湾媒体需要大陆各方面的新闻。”亓乐义说。

　　官员电话随时打

　　台湾记者与国台办的交流，并不仅仅局限于每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

　　《联合报》记者汪莉娟从也有近20年的驻大陆经历，她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那些多年在大陆驻点的台湾记者和国台办的不少官员都是老相识了，彼此比较有默契，“像（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过去就是新华社的记者，我个人觉得，随着大陆官员的专业化越来越强，他们会更加善于和媒体打交道。”

　　在采访中，许多台湾记者都会说，他们接触大陆的官员难，但国台办是一个例外，国台办绝大部分领导的私人电话都向台湾记者公开。台湾记者有什么问题就会随时打官员的手机去咨询，不需要预约或发采访提纲。

　　“他们不会不接电话，也不回断然拒绝。”亓乐义说。

　　独家新闻渠道多

　　在6月10日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证实了国台办新成立政党局的消息，而早在上个月高雄市长陈菊结束大陆访问时，台湾就有媒体披露国台办要成立政党局。

　　台湾记者为何如此消息灵通？汪莉娟透露，台湾媒体获取两岸问题上的独家新闻，往往消息源在台湾，求证机构在国台办，“我们的‘独家’渠道分为四种：台湾政坛的知情人士；两岸官员知情人士；台商知情人士；媒体知情人士。台湾的新闻媒体竞争激烈，大家会想各种办法挖独家新闻。”

　　汪莉娟告诉记者，台湾媒体在大陆的驻点记者对涉台的新闻很专注，他们会注意相关部门的一举一动，尤其是国台办的情况，从人员异动到日常信息的发布，只要觉得有新闻，他们都会多方打听、多处求证。

　　亓乐义也证实了汪莉娟的说法。他感觉大陆记者和台湾记者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大陆记者有“等”新闻的习惯，而台湾记者是“抢”。“国台办对所有台湾驻点记者都开放，如果只是等它发布消息，就谈不上独家。”

　　据悉，国台办会不定期地举办一些联谊活动，会邀请台湾的记者参加，亓乐义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因为可以通过这样的活动认识一些新上任的官员，也能有当面交谈的机会。

　　不过，亓乐义也告诉记者，国台办的官员原则性也是很强的，不能说的话题他们也不会说。

　　国台办门口的“咖啡派对”

　　除了在获取信息上得到国台办的支持，在台湾记者眼中，国台办的官员越来越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工作习惯，并尊重记者的行为和选择。

　　对去年的一次露天“咖啡派对”，《联合报》记者蓝孝威记忆犹新。2008年3月22日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揭晓的日子，驻京的台湾记者都急于了解国台办的态度，他们早早就聚集到国台办门口，“当天不是例行记者会的时间，但大家还是想第一时间听到国台办官员的声音。”

　　大家等选举结果等了很长时间，蓝孝威记得，其间国台办的工作人员为了让记者能得到休息，搬出了桌子和椅子摆在路边，并且破天荒地给台湾记者准备了热腾腾的咖啡，感觉非常温馨。之后，在得知马英九和萧万长赢得选举后，国台办的官员破例出来向台湾记者作了回应。

　　而东森电视台的记者杨钊则一直将国台办当作是取景和拍摄现场的最好选择，“只要有需要我们都会去国台办门前找角度，因为北京其他的部委大门都不愿意让台湾记者摄像。”杨钊透露，有时候电视上需要体现北京权威部门的画面，比如在国共论坛期间的一些报道，虽然涉及许多其他的部门，但大家还是会去国台办取景，“那里的工作人员也已经了解我们的要求，基本上配合我们，连门前的武警都会站得特别直，以便我们拍摄。”

　　围追堵截是法宝

　　“堵人”是台湾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的看家本领，来大陆驻点的台湾记者也带来了堵人的习惯，这在有些大陆同行看来是难以想像的，按照杨钊的说法，“我们时而是时政记者，时而是经济记者，有时候又成了‘狗仔队’，但堵人是不变的‘法宝’。”

　　亓乐义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年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后“堵截”卫生部部长陈竺，当时正值三鹿奶粉事件，但主持人一直没有点到台湾记者，亓乐义很着急，在宣布散会后，他一直抢到陈竺的前方拦住去路，大声提问，后来终于得到了想要的信息。亓乐义觉得自己的行为很正常。“我没有觉得台湾记者是一个多么特殊的群体，单像三鹿奶粉这样的事情，也涉及到台湾消费者的利益，我觉得不能没有台湾媒体的声音。”

　　杨钊则笑言，台湾记者在“围堵”大陆官员的时候经常会吓到随从人员和保安，“我们会在后面大声喊官员的名字，并且会强行闯过随从的阻拦，这样的镜头如果出现在电视画面中，我们的老板会觉得我们敬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