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约定行动”在全国基本形成了一个企业不裁员、少裁员，不减薪、少减薪，裁员减薪要依法进行集体协商的良好氛围

　　“就是卖奔驰车，也不裁员!”

　　成都银鑫公司董事长的这番话，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导致企业经济困难的背景下，颇为惊人。但这恰恰体现着企业与工会签署的“共同约定”承诺书的核心内容。

　　去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影响，我国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开工不足。为防止裁员减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风潮，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去年12月底提出开展工会与企业、职工的“共同约定行动”。

　　目前，各省级总工会，铁路、民航、金融、机冶建材、国防邮电、财贸轻纺等全国产业工会，地市、县区总工会和产业（行业）工会，都以各种形式开展了此项活动，参与“共同约定行动”的企业都没有出现裁员、降薪情况。

　　截至5月底，“共同约定”在宁夏覆盖了职工总数的73%，吉林的覆盖率也高达70%以上。辽宁省和河南省“共同约定”覆盖的职工分别达到450万和380万人。山西省参与“共同约定行动”的企业减少裁员5.3万名，通过开发新岗位安排就业职工2.6万名。

　　困难时期，保住岗位、稳住薪资，是职工最切实的利益，关系社会稳定。“在工会的主导下，"共同约定行动"在全国基本形成了一个企业不裁员、少裁员，不减薪、少减薪，裁员减薪要依法进行集体协商的良好氛围”，全总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对《瞭望》新闻周刊表示。

　　不裁员不减薪是核心

　　“共同约定行动”的核心目的是确保企业在特殊时期不裁员、不减薪。但这种约定并不仅是对企业的单方面约束，企业、工会、职工三方在其中互有明确的责任。在实践中，各地也根据具体情况对约定内容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扩展。

　　“共同约定”是以承诺书、责任状、决心书、倡议书等形式实现的。企业方承诺的内容一般包括保证不裁员，因企业经营困难等原因，确需裁减人员20人以上或不足20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10%以上的，用人单位须提前30日向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职代会意见后，方可制定裁减人员方案；保证职工收入水平不降低，企业确因经营困难等原因须降低或延期支付工资的，应首先考虑降低或延期支付管理层工资和年薪收入。

　　在一些地方，社会保险、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确定工资分配与投资分红关系、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培训、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等内容也纳入了企业方的承诺范围。

　　工会代表职工方作出的承诺，则包括支持、配合企业为应对危机采取的措施和手段，与企业共担风险、共渡难关；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劳动竞赛、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积极参加节能减排，为企业渡过难关献计献策。

　　工会方也承诺，引导职工理性维权，教育职工不要采用停工、怠工、集体上访等方式影响生产、工作秩序或者社会稳定，保证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及工作秩序。

　　张建国近来在河南、江西、河北、海南、云南等地调研时，看到了“共同约定”行动的积极成效。一方面，参与“共同约定”的企业通过采取弹性工时、轮岗轮休、在岗培训、协商薪酬等应变措施，尽最大努力做到不裁员或少裁员，有的企业还在此时反向抄底招收一些熟练工，新增了一些就业岗位。

　　另一方面，“共同约定”保住了职工的工资收入基本稳定，一些企业拿出了一部分积累来给职工发工资；有的困难企业通过和职工协商，虽然暂时降低了工资，但承诺待企业经营状况改善后会将这部分薪资补足；还有一些企业通过调整企业收入结构，上调了职工工资。

　　比如，河北峰峰集团承诺确因经营困难，领导班子要主动减薪20%，压缩职务消费80%，制定出台了文件明确规定，在确保职工收入不降低、不减薪、不缩水的前提下，2009年职工工资增幅10%以上。

　　但在张建国看来，更重要的是，“共同约定行动”实施半年来，地方党政、工会、职工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转化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在这种氛围下，企业想裁员减薪，都要掂量掂量，是否划得来，这有效阻挡了裁员减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风潮。去年下半年以来，虽然我国的劳动争议案数量仍然上升，但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群体性劳动争议事件，"共同约定"对特殊时期保护职工权益、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工会“一肩挑两头”

　　“共同约定行动”被高层视为工会“适应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给企业和职工带来困难情况下的一种富有特色的行动”，要求各级工会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劳资矛盾是唇齿相依的矛盾统一体。职工是企业的核心资源，离开了职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企业的发展无从谈起；而职工如果失去了岗位，也会丧失其最核心的利益。两者的这种利益共同体关系，在企业遇到困难时表现得更为突出。四川长虹集团公司董事长在2009年初召开的职代会上就曾坦言：“企业的效益不是靠裁员裁出来的，这个时候裁员等于把人心裁散了，丢了西瓜捡芝麻。”

　　为了将企业和职工这个矛盾统一体、利益共同体统一起来，工会就要发挥搭建桥梁、沟通协调的特殊作用。在中国这个工人阶级政党长期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情况更是如此。

　　张建国说：“这是中国工会的特色，外国工会在资方不能答应职工的诉求时，可以通过组织罢工、游行、示威等方式向资方施压，资方同样也可以采取解散工厂、实施破产等方式使工人失去工作，这是西方劳动关系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中国工会不提倡通过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依靠平等协商。中国工会既要维护职工权益，又要考虑企业利益，责无旁贷地扮演"一肩挑两头"的双重角色。”

　　中国工会的这种力争达到多方共赢的特殊协调角色，有着现实的实践基础，那就是得到各级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

　　在一些地方工会召开的“共同约定行动”座谈会、举行的“共同约定行动”启动仪式上，地方党政领导出席支持。一些市县以党委、政府名义下发深入开展“共同约定行动”的文件，有力地推动了当地企业响应“共同约定行动”。

　　“在现有体制下，工会发起和倡导的维护职工权益、促进企业发展的一系列活动，对企业的约束力还是很大的”，张建国说，“劳资双方均看到了"共同约定"的实效，职工有困难首先找工会，企业涉及职工权益问题也愿意找工会商量，工会在企业和职工心目中的地位提高了，吸引力和凝聚力大大增强了。”

　　在全总领导的思路中，“共同约定行动”要依靠发挥国有企业和各方面基础较好的非公有制企业的示范引导作用，通过国企带头、民企跟进、带动更多企业参与的方式推开。而目前小企业，尤其是只有七八个工人的小企业，仍然是这项行动扩大覆盖面的难点。

　　“"共同约定"在大中型企业中推行得较好，但在小企业中还有一定的空间，需要研究制订针对性措施”，张建国表示，“目前我们努力的方向是，推行区域性、行业性"共同约定"，维护数量庞大的小企业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化解劳资矛盾靠协商

　　“共同约定行动”是在实施劳动合同法基础上的一个特殊的约定，它与“平等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被称为“特殊时期的集体合同”、“集体协商的特殊形式”。因此，“共同约定行动”从一开始就是与集体协商制度紧密结合推进的。

　　河南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桑金科在全省工会工资集体协商暨共同约定行动现场推进会上就曾谈到：“要将平等协商融入"共同约定行动"，乘"共同约定行动"之机，攻集体协商之关。”

　　平等协商或称集体谈判制度，是通过雇主代表和工人代表之间经过谈判，形成合同来确定劳动者的工资和劳动条件，确定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一整套法律程序。

　　在我国，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通过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民主管理或者就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此后的工会法、劳动合同法再次重申了劳资双方平等协商的法律规定。

　　2008年春“推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首次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特别提出要鼓励和支持困难企业与员工协商薪酬。而在两年前的2007年11月，他还就温岭市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会推行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作出批示，认为值得“总结和推广”。

　　然而，这项制度在推行过程中仍然面对较大的困难和阻力。在我国人力资源供大于求的现实情况下，要使劳资双方以平等的地位、平等的心态坐下来协商工资的升降，确实存在困难。一些企业片面地认为“集体协商”等同于“涨工资”，存在怕“被捆死”的心态。而实际上，既然是平等协商，那么“有涨就有降”。

　　通过这次“共同约定”，一些企业特别是经营困难的企业通过与职工平等协商，调整了工资标准，企业和职工抱团取暖、共渡难关，也令企业看到了集体协商制度真正的意义所在——不论是增加工资还是降低工资、增多少减多少，都必须依据劳动合同法经过平等协商来确定。也就是说，重要的是建立劳资双方平等协商的机制，建立职工在劳资协商对话中的制度性保障。

　　在我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行较好的省份和地区，其背后都有政府的身影。辽宁、河北、江苏、浙江、山西、河南等地都以政府或人大名义下发过文件规范集体协商的内容、程序和处罚方式。可见，我国的集体协商制度是由政府主导的一套促进劳资双方协商的制度。

　　“各级党政部门已经认识到，只要我们继续发展市场经济，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劳资矛盾，而要防止劳资矛盾积累、扩大、激化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有效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建立和完善集体协商制度以实现劳资双方的平等协商，是必然要走的一条路，"共同约定"所取得的实效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张建国说。（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