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渔

　　我大概有三四年没有看春节联欢晚会了，这在十五年前，我自己都无法想象。那时候，春节等同于春晚。拒绝了春晚，不仅等于拒绝了春节，还等于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你与朋友失去了重要的共同语言，因为春晚相当于年度流行时装发布会、年度流行歌曲发布会、年度流行词语发布会……的总和，新年见面第一句话是“新年好”，第二句话就是“看春晚了么”，第三句以后都是围绕春晚评头论足。

　　后来春晚逐渐丧失了上述功能。就我个人而言，坚持观看春晚，主要出于职业道德，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需要把春晚作为一个研究样本。三四年前，我确信春晚在短期之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决心与它分手。事先以为分手要冒着自绝于朋友的危险，谁知道与朋友见面聊天依旧热烈，没有任何损失。只是有一年，突然听到大家都在说“你太有才了”，我猜想这大概是春晚的发明，于是聊天的时候鹦鹉学舌地说上一句，很轻松地就填补了没看春晚的空白。

　　根据电视收视调研公司“艾杰比尼尔森媒介研究的数据”显示，在2008年春晚播出期间，收看电视节目的观众中有68.16%选择收看春晚；广东的收视率在所有的监测市场中最低，仅为4.59%，其中东莞更是低到了0.1%，位列东莞地区收视率前三甲的节目均是香港翡翠台播出的电视剧，其中冠军《秀才爱上兵》的收视率高达11.01%。可以看出，春晚虽然尚未成为历史，但已经不再拥有绝对优势，一个后春晚时代正在来临。

　　从电视时代到网络时代的媒介转型，促成了从春晚时代到后春晚时代的春节文化转型。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报告，截至2008年底，中国网民达到2.98亿。可以预见的是，这个数字接下来会以惊人的速度继续日新月异。网络的优势在于它不是全盘否定电视，而是充分包容但是又不限于电视的功能，电视所能提供的网络都可以提供，网络可以提供的电视却未必能够提供。这种不对称的竞争，几乎注定网络的胜出。

　　山寨春晚的出现，标志着春晚时代开始向“后春晚时代”过渡。山寨文化的前身是1990年代末勃兴的大话文化(以《大话西游》为代表)、2001年的大史记文化(以《粮食》、《分家在十月》、《大史记》三部曲为代表)、2002年的酷索文化(以小胖为代表)、2005年的“善”搞文化(鉴于恶搞文化有歧义，改用此名，以胡戈为代表)，经过将近十年的发酵，随着视频技术的提高，戏仿和反讽不仅通过文字，还大规模地通过影像进行传播。

　　事实上，山寨春晚的创始并不是2009年，至少可以追溯到2002年。那一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内部春晚《东方红时空》在网上流传，敬一丹等主持人一反坐而论道的风格，未卜先知地使用了几年后风靡的“善”搞风格，白岩松模仿韩乔生的解说:“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各位观众朋友们，也许您刚刚打开电梯，现在为您转播的是一场足球比赛，中秋节刚过，赶紧给大家拜个晚年。”遗憾的是，由于这一节目外传，结果成了“外部春晚”，此后内部春晚取消。《东方红时空》可以归到大史记文化的范畴，如果说大史记文化来自体制内，“善”搞文化来自体制外，体制内外并不是截然的两分，两种文化完全可能握手言欢。如果敬一丹、白岩松和胡戈合作，春晚可能会迎来“第二春”，但是这一景象在短期内显然不太可能出现。

　　山寨春晚的出现，说明后春晚时代的公众对春晚的暧昧态度:一方面不满足于春晚的既有模式，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抛弃春晚记忆。山寨春晚如果获得成功，首先要与春晚保持一定距离，不能只是复制春晚，而失去山寨的气息。山寨文化的精神内涵依然是戏仿和反讽，从这一点来说，如果2009年的山寨春晚能够接续2002年的《东方红时空》，就值得期待，可是我对此并不乐观。但不管山寨春晚是否让人失望，这种形式都值得充分重视，网民从此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参与到春节文化的生产。戏仿和反讽不是唯一出路，但是复制春晚肯定是死路一条，相信山寨春晚在未来肯定不会限于一个版本、一种风格。

　　后春晚时代的春节文化并不限于山寨春晚，对我来说，可能会打开体育频道，可能会看碟片，可能去网上潜水，可能读书或者出门周游。春节文化，本来就不必限于某一种形式，可以是电视文化、可以是网络文化，也可以是纸质文化或者行走文化。还是罗素那句老话:“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