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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乡村因为超生罚款所引发的群体性挤兑银行的闹剧。这背后既有当地计生部门非常规执法的现状，也有当地严重的超生现实

　　本刊记者/杨时(发自重庆涪陵)

　　5月23日下午，一直在温州打工的张文贵火急火燎地赶回老家重庆市涪陵区百胜镇。就在前一天，他的父亲因病去世。

　　丧事在邻居和亲戚的帮助下筹备了大半，张文贵回家奔丧的同时还要把赊欠的钱款还给亲朋。张文贵心里并不慌张，他自己知道，银行存折上的2万多元钱足够支付这一切开销。那是他的母亲收废品、卖菜所得，和张文贵的积蓄都以他的名字存在了一起。母亲曾交代过，这是两位老人的“后事钱”。但是这笔“后事钱”却从存折中消失了。

　　蒸发的存款

　　张文贵用了两天时间安顿了父亲的后事。25日中午，他在家里吃饭。生产队队长来到他家，突然通知他，“你的钱被冻结了啊。”张文贵不太明白，细问之后才知道，是因为自己在2005年超生二胎的缘故。他家超生子女的社会抚养费(罚款)一直未能缴纳，此次被法院强制执行。

　　张文贵不太相信队长的话。“存折有密码，错一个数就取不出来么。”他心里想。队长稍坐了一会就离开了张家。张文贵把饭碗撂下，叫上了自己的妻子、大哥和嫂子一起奔赴镇上的农村商业银行。这家银行位于百胜镇最为繁华热闹的地段，对面是当地卫生院，转过街角就是邮政局，距离乡政府、派出所以及计生办不过百八十米。逢集的日子，银行门口摆满了卖衣服的摊位。

　　张文贵拿着写有自己户名的活期存折站在门口和家人商量。“取两千试试。”他们决定。他把存折从柜台递进去。对方用机器扫描了存折后告诉张文贵，“你这个钱已经被法院给转走了。里面还剩4毛3分钱。”

　　张文贵急了，“我的钱，你们没通知我，咋个就转走了？”银行职员告诉他，“这是计生办起诉，由法院转走的。你生过二胎，如果找，就要找法院和计生办。”张文贵的妻子也开始着急，“这存折有密码的。”争吵无用之后，张文贵要求银行将转账信息在自己的存折上打印显示出来，以示证明。

　　这是一张普通的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个人结算账户。2008年7月14日开户发折，户名张文贵，凭密码支取。开折当天存入100元。之后便是陆续的正常存取款。存折显示2009年4月4日，支取2000元。据张文贵讲，这是自己在镇上上学的大女儿用钱而取出的。在这之后再无存取记录。直到5月25日，应张文贵的要求而打印出的一条信息：2009.5.19转账-20，838。

　　据张文贵讲，存折中的两万多元钱本是他的母亲收废品和自己在外打工共同的积蓄，只不过因母亲年迈，都存在自己名下而已，这笔钱是全家全部积蓄。父亲刚刚去世，办丧事的很多费用还在赊欠当中。这笔钱原本是张文贵准备支取后还予邻居亲属之用。本来就沉重的心情因为碰到这样的事而愈发愤怒。用他自己的话讲“当时很气炸”。

　　这家农业商业银行承担着百胜镇居民日常存取款、低保救济、贷款申请等等诸多工作，营业时间内总会有很多村民聚集在门前。在听到张文贵私人存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划拨之后，居民们开始恐慌。

　　在村民们的私自总结下，这个事件透露的信息为：超生罚款；有人可以不通过本人私自划拨存款；因张文贵存折中含有母亲的积蓄，所以超生者亲戚朋友的钱也在划拨之列。

　　“很气炸”的张文贵从银行出来，直接去了一二百米之外的计生办。一个记录员告诉他，“人都出去了”。张文贵的哥哥耍了个心眼，对记录员说，“我们是来交超生罚款的。”对方给计生办主任刘小锋打了个电话。当得知来者是张文贵一家后，对方直接告诉他，“钱在法院”。

　　无奈的张文贵直接回了家。但是流言开始在百胜镇上传播开来。

　　流言引发挤兑

　　从计生办回家后的第二天，张文贵乘车50多分钟，直接来到涪陵区人民法院，找到执行庭的办案人员说明来意。对方向其讲解了冻结账户的缘由以及合法性，并且告诉他，这笔钱最终还要交还计生办，可以试着与计生部门商量能否给予照顾。

　　涪陵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蒋兴平向记者证实，目前法院系统正在开展清理积案活动。涪陵区计生委几年前就已向法院提出申请，强制执行张文贵欠缴的社会抚养费，但之前由于本人经济困难无法执行。今年4月底至5月初左右，涪陵区计生委再次提出申请，经查，发现张文贵名下的两万多元存款，故向银行出具完备手续进行冻结并划拨。

　　在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看来，法院此行为合法。法院清理积案与计生委加强行政力度的两条线索在张文贵身上交叉起来，他成为了一个不知不觉被树立起来的反面典型。

　　张文贵超生的二女儿出生于2005年农历八月十五。

　　2006年镇上计生办向其发放过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通知，并由张的妻子签字。但因张家彼时刚借债买下一栋4万多元的房子，无力缴纳罚款费用、事情一直拖延。按照重庆市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计划外生育一个子女的，分别按双方上年收入的2至3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其总额不得低于3000元；计划外生育人员的年收入不明的，其年收入可按照劳动者上年平均年收入的3至5倍计算。经征收单位认定，一次缴清社会抚养费确有困难的，可分次缴纳，逾期不缴纳者，按日加收应缴款额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五的滞纳金。据此，张文贵应缴纳社会抚养费2.3万余元，除已被冻结划拨的钱款外，仍需缴纳近3000元。

　　失望的张文贵从涪陵区赶回百胜镇。但是就在这半天的时间里，镇上的生活已被“划拨存款”的传言打乱。据在银行周围做生意的摊主反映，从26日银行开门，就有大批储户拥挤在银行门前要求取款，“人数有百八十人”。如此情况持续四天，据当地媒体报道取款总数达二三百万，当地村民估计应为五六百万。因银行方面拒绝接受采访，真实数字无法获得。但记者遇到的一位村民将自己20万存款全部取出。

　　挤兑发生之初，银行向储户问清情况后迅速与当地计生办联系。“我们给镇政府汇报。”镇计生办主任刘小锋对记者说，“领导要求马上召开村干部会，和村民解释清楚，超生社会抚养费不会殃及亲属。”

　　恐慌之下，传言的力量显然大过政府的解释。而就在发生挤兑事件的前一周左右，百胜镇上很多超生夫妻都收到了“征收社会抚养费处理决定书”。这些夫妻大都在两三年前产下二胎，而经过长时间的风平浪静后，突然接到通知，似乎成为了传言的某种佐证，更加激发了村民恐慌下的想象力。在警方的维持下，村民们仍坚持把存款取走。原本不宽敞的道路被挤得水泄不通。

　　百胜镇属重庆涪陵区管辖，距离涪陵五十分钟车程，进入镇口就能闻到浓烈的榨菜味道从作坊里飘出。其全镇辖20个行政村，共5万人口,镇居委(注：指镇中心居住区)共2000余居民。百胜居委是一个长条形结构，路宽只能容纳两辆小型车辆并排通过。居民就居住在道路两侧，通常为三层房屋，一层为出售日用品的商铺，二三层自住。平日里村民坐在商铺门前互相聊天或者打牌是最常见的休闲方式。镇上居民大都出生于此，彼此相互熟识，任何消息都能迅速传播出去，一个陌生人造访镇上，半天时间内甚至可以传到镇上最为遥远的村落。银行存款“随意划拨”以及“罚款牵涉亲友”的传言也由此口口相传。

　　伴随着传言日盛，一些超生家庭也开始有计生部门工作人员造访，原本意在摸清超生情况的行政执法，在挤兑事件的前后却不经意成为了某种心理上的推波助澜。居住在镇口的80岁村民谭昌林对记者说，自己的儿子媳妇日前因超生而逃至他处，但仍有计生办的人到他家登记财产，甚至连棺材也换算为1200元登记在册，自己“吓得不敢进屋”。几天后，计生办主任刘小锋谈及此事，对记者说，“实话讲，有的人一旦超生就跑了不见人，不拿钱。我们就登记房子啊，钱啊，更多的是打心理战。”

　　一直陷于自家事务的张文贵直到28日才又一次来到镇上的农村商业银行，亲自看到了“壮观”的场面。第二天，张文贵的母亲也得知此事，来到银行门口大声哭闹。一段时间之后被张的大哥带回家中。随后，张文贵在去往计生办的路上被当地警察带到派出所。

　　 超生现状

　　在派出所里，当地政府领导以及警方与张文贵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大致内容为法院划拨存款是按程序执法。而张文贵携母亲到银行哭闹则是无理，轻者违法，重者犯罪。5月30日，由张文贵的幺公执笔，以张个人名义自愿写了一份检讨书，递交镇政府和计生办。在交纳检讨书的两天前，挤兑风波严重的28日，百胜镇政府在银行周围张贴了通告称，超生社会抚养费不会殃及亲友，居民存款有保证。

　　随着传言被澄清，事态渐渐平息之后，张文贵也不再到银行交涉。没事的时候他会到对门和邻居们打打牌。但是他仍然在想着“把事情搞清楚。”“这镇子上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超生，为啥就罚我们？”张文贵说，“这就是我不平衡的地方。”

　　在百胜镇政府主抓计生工作的委员张在福看来，“百分之八十超生”的说法过于夸张。“从去年10月1日开始统计，到现在8个月，出生人口200多人。其中违反政策生育的才十几个。”张在福说。但是，记者在当地接触的居民中，“百分之八十”超生似乎并非虚言。记者以个人了解的情况追问张在福超生夫妻占夫妻总数的百分比。对方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统计表格，指着上面“秘密”二字说，“这个我肯定不能跟你说。”

　　百胜镇上超生的儿童今年大多三至四岁，也就是说大都出生于2004年之后。当地育龄妇女向记者解释，“2004年之前，每三个月做一次妇检，在外打工的都要寄体检表格回来。在街上查大肚子的。2004年之后就没人管了么。”虽然张在福强调目前仍有季度妇检，但他也承认，“如果妇女不去参加，我们没办法强制。”

　　2004年之前，与大陆大多数农村一样，百胜镇针对计划生育一直有着严格的措施。“查孕查环，牵猪赶羊。”任当地计生办主任已六七年的刘小锋说。那时候，在每次妇检前一天，由生产队队长将通知单发放到每一户育龄夫妇家中，第二天，这些育龄妇女必须拿着通知单到镇上的卫生院体检，以证明没有怀二胎或者私自“摘环”。“必须得有了医院的妇检登记才能过得了关。”镇上的妇女们说。彼时，刘小锋还是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他每天的工作是“下乡找大肚子”。然后用各种方式让这些妇女到医院把二胎做掉，或者让一些已生过一胎的妇女装上节育环。每天盯着妇女的肚子让三十岁的刘小锋“很不好意思”。2004年前后，涪陵区为打造重庆优质服务先进区，要求计生工作人员以更为人性化的方式“进行服务”。刘小锋的工作从“孕后牵猪赶羊”变为“孕前宣传和独生子女奖励”。现在，刘小锋手下有大约6个工作人员，而每村都有一名计生专干。这些人员负责对育龄妇女进行计生宣传。但是这样的宣传会议，很多村民因在外打工而无法参与。不再强迫上环和堕胎的“软”方式在当地村民看来似乎意味着政府对于二胎的默许。“我们家住在镇政府对面么，我老婆怀二胎的时候每天大着肚子从门口过，都没人管么。”一位村民对记者说。据此，当地村民坚定地认为“要管就在大肚子的时候管，现在等生了再罚款，就是计生办想要钱”。

　　而刘小锋对这样的猜测嗤之以鼻，“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收的社会抚养费全部上缴财政。我们的工资、独生子女奖励和节育手术费用都来自上面预算，去年有50万。收支两条线，罚款不可能有提留。”有村民向记者表示，他们所缴的社会抚养费出现过缴纳两万只开一万发票的情况。而刘小锋称“如若情况属实，一定处理”。在计生办要求提供当事人姓名的要求下，这些村民再不露面。

　　在计生工作由“硬”向“软”转变方式的前后，百胜镇开始落实合并村镇减少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当地生产队进行二合一，队长由两人变为一人成为常态。工作量的增大伴随着外出打工者的增多，让基层管理者难以招架。计生工作最为严格的时期，新生儿上户口必须出具计生办的证明，而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的超生子女难以入户。随着村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以及上级部门对于依法行政的强调，当地派出所不再与计生办“联动”。超生子女入户后，父母逐渐把社会抚养费抛诸脑后。经济危机发生后，在外打工的很多村民陆续回到镇上，当地计生部门开始对2000年以后欠缴社会抚养费的家庭进行征收。而每年5月到8月都是当地计生工作的大力宣传月。所以，挤兑事件发生前后一周时间，大量超生家庭收到征收通知。

　　在刘小锋看来，这次对张文贵账户进行强制冻结和划拨有“积极作用”，“之前从没有用过这样的方式，这样可以让大家知道，不缴社会抚养费可以这样强制执行。”刘小锋对记者说，“这几天已经有人主动来缴了。”

　　挤兑事件平息之后，镇上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除了银行门口张贴的通告之外，这场风波在表面上似乎没有留下痕迹。张文贵准备“把事情搞清楚之后再回温州打工”。

　　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很多村民都表示，“钱是不会再存在那个银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