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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点意见”、“七条思路”，现任篮管中心主任信兰成在刚刚结束的2008~2009赛季CBA联赛总结会上的发言，犹如平地惊雷，将本就不平静的中国篮球再次带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高举举国体制大旗、更改赛程赛制、控制联赛运行成本等做法，令“全面否定李元伟”这一说法成了信兰成的新政的代名词。究竟信兰成的做法是不是有利于中国篮球的发展，还需要实践的检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次改革势必将中国体育的职业化进程，又逼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进是退，如今似乎全在中国体育管理者的一念之间。

　　成本问题是否成为中国职业体育的障碍

　　本次联赛总结会上，钱，几乎成了俱乐部老总、篮管中心领导提得最多的一个字眼儿。根据篮管中心的调研结果，2008~2009赛季CBA联赛除云南、上海外，其他16家俱乐部共亏损1亿多人民币，各俱乐部的平均赛季运行成本达到了2000万元，篮管中心用来支撑联赛运行的费用，则达到了5336万元。

　　是多是少？在篮管中心看来，是多。根据2005年和盈方达成的协议，CBA每年从盈方获得650万元美元的联赛保证金。如果以当年的汇率计算，联赛的运行保证金达到了5300万元人民币左右，难怪当时双方签约时，给人的第一感觉是：CBA有钱了。但是，短短的4年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参加2005~2006赛季CBA的球队只有15支，而到了2008~2009赛季，参赛球队达到了创纪录的18支，南北分区、比赛场次的增加，让联赛的运行成本确实大大提高了。

　　而对于俱乐部来说，2000万元的运行成本究竟高不高？分组讨论时，各俱乐部老总普遍反映，这样的运行成本确实比较大。但需要指出的是，根据记者了解的情况，2000万元对多数俱乐部来说，还是负担得起的。很多俱乐部之所以反映运行成本过大，其实是希望运行成本不要继续扩大。大多数俱乐部的真正诉求，并不是篮协通过缩减赛程、改变赛制的方式，来降低俱乐部的运行成本，而是希望“开源”，希望俱乐部拥有更多的经营空间去“造血”。

　　其实，CBA俱乐部“开源”的想法，是职业俱乐部最起码的要求。放眼世界上那些非常成功的职业化赛事，俱乐部无不拥有独立的商业运营权，电视转播、门票收入、场地广告，这些都是俱乐部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这些在CBA却做不到。

　　视线又要回到2005年。毫无疑问，中国篮协和盈方的合作，是李元伟时代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联赛几乎难以为继的时候，盈方每年650万美元的保证金无异于雪中送炭，但俱乐部付出的代价是，联赛的经营权归盈方所有。

　　“李元伟接手的时候，CBA正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把资源集中起来，是联赛发展下去唯一也是必然的选择，当时，几家大俱乐部拥有自己的装备赞助商，一年的费用相当可观，但更多的小俱乐部，确实非常困难。中心当时做工作，要为CBA的大局着想，最终经营权上交，大俱乐部是吃了些亏的。但是大家心气都很高，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持续发展了几年，及至2008~2009赛季时，历史上最多的18支参赛俱乐部，开放的外援政策，再加上金融危机，使联赛的运行负担、俱乐部的运行成本大大增加。

　　但是，运行成本的加大，是否已经成为中国篮球乃至中国体育职业化发展之路的障碍呢，是否真的要以缩减赛程、更改赛制、改变外援政策的方式来规避风险呢？

　　作为联赛的管理者，这样做确实有他的理由。自信兰成上任伊始，这位中国篮球的新掌门人，就把联赛的稳定放在了头等重要的位置。而不断扩大的联赛规模，确实已经让CBA处于出问题的边缘。据业内人士分析，此次篮管中心之所以要缩减赛程、更改赛制、改变外援政策方式来降低运行成本，一方面这是降低成本的最简单的方式，一方面，篮协可能在资金链上出现了问题，无力再承受向上个赛季那样的联赛规模，“2008~2009赛季虽然成本比较大，但那个赛季最重要的是吸引球迷，增加比赛激烈程度，也不能说不对。但如果李元伟没有退休，遇到这种情况，也可能会选择以这样的方式降低成本。”这名业内人士称。

　　但是，从俱乐部角度说，俱乐部并不希望以这样的方式降低运行成本。“缩短赛程、更改赛制，能省下几个钱？顶多是省下一些差旅费用。但是，赛程缩短了，就意味着门票收入减少了。现在俱乐部的主要收入来源，一个是冠名，另一个就是门票。差旅费省下来了，但门票收入又降下来了，即使能减少亏损，也会非常有限。俱乐部最希望的是，获得更多的自主商业开发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利很难下放，因为篮协和盈方是有协议的。”一位老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确实，在这一消息被披露后，已经有俱乐部马上算出了将要损失的收入：上百万元。

　　当然，这仅仅是账面上的减少，同时减少的还有无形资产。毫无疑问，赛程、赛制、外援政策的改革，势必会影响联赛的影响力，影响赞助商对联赛的认知程度。一个鲜活的例子就摆在面前。F1车队协会和国际汽联僵持了一个月的斗争，最终以国际汽联宣布取消4000万英镑的预算帽而宣告结束。其间，F1车队联盟曾经以预算帽损害F1运动魅力为由，威胁另立比赛。尤此可见，职业赛事有时候就得“赔本赚吆喝”。

　　职业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究竟路在何方

　　“当今国际体坛，职业体育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竞技体育的高级形态，是国际体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三大球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欧洲足球五大联赛、美国NBA向我们充分展示了职业体育的魅力、生命力和影响力。它们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高度发展的职业体育可以为国家培养输送更多、更高水平的优秀球员，可以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运动，可以给广大球迷带来娱乐享受的同时，创造出自身市场价值，并带动配套产业的发展。”

　　这是前中国篮球掌门人李元伟5月27日在体育强国学术沙龙上的一段讲话。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信兰成的立场：坚持政府主导，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培养人才，联赛为国家队让路。由此引发的是后备人才培养究竟路在何方的又一次大讨论。

　　李元伟时代，CBA虽然在品牌价值、影响力上得到了认可，但在后备人才培养上，却并没有立竿见影的成效。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CBA影响力的提升，使得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投入到这项运动中来。“真正解决青少年后备力量培养问题，必须依靠社会化途径。为此，必须着力营造集体球类项目发展的良好环境，吸引青少年的参与，参与人数多了，优秀人才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近几年，篮球的CUBA、大超、初高中联赛、青少年三对三，各种形式的训练营，形成了很好的人才培养输送链条。”李元伟在沙龙上说。

　　但信兰城的观点，似乎与李元伟背道而驰。有业内人士在解读信兰成“坚持政府主导，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时，认为信兰成的做法也不无道理。“在中国现有的体制条件下，不可能离开体育局，”该业内人士表示：“拿现在的CBA俱乐部来说，搞得最好的广东宏远，可以说是发挥举国体制优势的最好典型。广东宏远一队是完全独立的，但他们二队则是和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共建，学院具有可以在广东乃至全国选才的优势，每年宏远俱乐部给学院提供70万元以上的资金，拥有选择学院优秀人才充实到球队的权利。”

　　这个观点也得到了CBA联赛办公室主任张雄的认可，“地方体育局的作用如果得到加强，在加大对俱乐部监管的同时，承担起青少年球员培养的任务，通过协议方式为俱乐部提供人才，一来俱乐部就可以用更多精力和财力发展一线队伍，二来在地方体育局的监管下也能有效地防止欠薪等行为的发生。”

　　但是，这个方式也有它自身的问题。首先，并不是每个俱乐部，都可以像广东宏远那样和体育局联手。根据2008~2009赛季CBA总结会上透露出来的信息，目前CBA的球队，以体育局管理为主的有7家，以企业管理为主的有3家，企业自建的有8家，多种形式的俱乐部，让“宏远模式”的推广变得非常复杂。不是企业不愿意政府部门插手，就是政府部门不愿意插手，即使双方有合作意向，但是由于俱乐部性质不同，股权分配上也会产生问题。

　　其次，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传统的专业体制和四级训练网的人才培养输送体系已经萎缩。中国的奥运冠军之城南通，同样避免不了体校人才匮乏的窘境。“虽然这不能说明通过传统方式不能找到好的苗子，但以后人才培养的出路，肯定是学校体育。”该业内人士表示。

　　通过学校体育选拔人才，是国际上职业体育人才培养的普遍做法，也是李元伟所期待的中国篮球后备人才培养的最佳方式。但是，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分立，让学校体育培养后备人才的方式，仅仅停留在初级阶段。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为什么信兰成极力推崇举国体制的原因。而这也直接导致中国篮球乃至中国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陷入一个怪圈：家长不希望孩子搞专业体育，搞专业体育的青少年运动员又缺少文化知识，缺少文化知识又令他们无法顺畅地融入社会，学校体育由于训练质量尚无法和专业队相比，暂时还无法全面承担起培养优秀运动员的重任。

　　中国职业体育的发展最需要稳定

　　“既然职业体育是一个客观存在，也是国际发展趋势，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就应该有勇气面对。现阶段要从认识上明确，管理上开口子，从政策上大力扶持中国职业体育的发展。允许试，大胆闯，才有可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职业体育发展之路。”李元伟在体育强国学术沙龙上的讲话，以这样一段话作为结尾。

　　是什么让李元伟说出如此感慨良多的一段话呢？显然，在中国篮球职业化的进程中，李元伟遇到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信兰成要面对的。回想李元伟执掌中国篮球的5年半，由于北京奥运会的原因，CBA赛制几经变化，而到信兰成当政，赛制肯定将再度改革，而这种变动，不是俱乐部所希望的，甚至不是李元伟、信兰成希望的。但是，这种不稳定，实实在在地伤害了中国体育的职业化进程。

　　“CBA其实现在最需要的是政策的稳定，总是变来变去，怎么能叫职业联赛，就中国体育职业化而言也是如此。”该业内人士表示。确实，没有那个国家的联赛像中国这样，为了某项国际比赛而压缩联赛的赛程。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阿根廷总共只取得了两枚金牌，一块男足、一块男篮，金牌的取得肯定不是压缩联赛赛程，增加国家队备战时间的功劳，而是得益于阿根廷在足球、篮球两个项目上的高度职业化。这说明我们在职业化认识上，和国际上的普遍认识还存在偏差。

　　“我想说的极端一点，如果没有职业体育的高度发展和成熟，就不可能建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强国。”李元伟此话并非危言耸听，渴望在北京奥运会后实现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身的中国体育，能否籍此良机打破中国体育职业化发展路上的坚冰，此次看似声势浩大的篮球改革或许能给出我们一个暂时的答案。

　　本报北京6月2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