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60年报道之贵州 绸缎纸片制成第一面红旗

杨守达

郑亚宇

　　特务眼皮底下的秘密工作

　　回到贵阳两三个月后，国民党特务开始盯上了肖良汉家。其父肖文灿教授曾收到装有子弹的匿名恐吓信，然而肖教授临危不惧，照常支持革命工作。有一年暑假，国民党特务又窜入肖文灿家进行搜查。幸亏肖良汉早有准备，把所有进步书籍和收听解放区广播的记录都藏入了墙壁的夹缝或混入书库之中，才没有被特务抓到把柄。

　　1949年11月初，戴自俺从国民党第四十二补给区司令杨亚仙处获悉，杨已将他的两个老婆送离贵阳，准备逃跑。11月9日，郑亚宇又从其父处得到了国民党党政头目逃离贵阳的确切情报。这些迹象表明，国民党在贵阳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解放指日可待。

　　接下来，他们将平时收听解放区电台广播记录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解放军宣言》等抄写成文告，或摘写成标语，或撰写为传单，落上“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的名称。然后组织几十位同志，趁夜深人静之际，分头将这些传单、标语、文告等贴在贵阳市交通路口和大街小巷的墙壁上、电线杆上。

　　当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携党、政、军要员逃离，而解放军还在进军贵阳的途中时，肖良汉、郑亚宇等人商议，认为解放军虽未抵达，但正在向贵阳挺进，城市即将属于人民。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安定人心、鼓舞斗志，他们决定命城工人员王永武去广播电台，找电台与他热悉的朋友，伺机广播贵阳解放的消息。

　　王永武奉命办到了。

　　听到广播后，市民们认为贵阳业已解放，又见临时治安委员会也在大力维持治安，因而甚为安心，一些原已离城的回来了，准备逃离的不逃了；想乘机捣乱的，也有所收敛了。

　　后来，五兵团首长杨勇、苏振华在接见肖良汉时，笑着告诉他，当时中央军委收听到这个广播时，还致电五兵团，查问是哪支部队率先进入贵阳？弄得他们摸不着头脑，却想不到竟是他们这帮“小青年”干的！

　　不仅如此，解放前夕肖良汉还利用家庭关系在贵阳市上层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中作统战工作，冯济泉的父亲冯程南也因此与肖良汉结识。

　　保护解放前夕的贵阳城

　　愈临近灭亡，就愈加疯狂。

　　在贵阳处于暂时无组织机构管理的“真空”状态下，土匪肆虐，强盗盛行，再加上国民党特务的威胁，贵阳市各高校、电厂、广播电台、电信局、邮政部门等都面临破坏，市民的生命财产更是受到严重威胁。

　　为了保护城市，地下党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护校、保卫人民财产的斗争。他们找出秘密保存的八十支破旧步枪，经过修理后发给工人站岗巡逻，并安装架设高压电网，实行武装护厂。

　　11月12日，国民党贵阳宪兵队驶来一辆卡车，寻机破坏，因群情激奋，见势不妙后狼狈而逃。后来，国民党军19兵团89军中将军长刘伯龙亲自出马，指挥破坏电厂。但电厂工人们并未慑于他们的淫威，在全市人民的声援下，勇敢地与反动派对峙，终于将他们赶跑。

　　这样，贵阳电厂被成功地保护了下来，保证了贵阳市的正常供电，成为解放前夕全国仅有的6家没有停电的电厂之一。

　　此间，肖良汉和郑亚宇也积极参与到了保护贵阳的斗争中。

　　当时，他们致信思想比较进步的国民党省参议会副议长张彭年等，要求建立维护贵阳治安的机构。肖文灿给予他们支持，认为曾任贵州省主席、黔军总司令的卢焘比较适合出任“治安会”的领导人，并通过其妻王傑与卢焘女儿同学的关系了解到卢府的情况，后亲自拜访卢焘，请卢焘出面主持“治安会”。

　　11月11日，贵阳市地下党联合地方上一些在民众中、在工商届具有影响力的人士，经过不懈努力，“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终于成立。卢焘出任主任委员，开始组织人力保护贵阳。

　　冯济泉的父亲冯程南也是临时治安委员会的参与者之一。

　　据冯济泉先生回忆，临时治安委员会收缴了一些国民党军队遗弃的枪支，但那些枪大多破损严重。在向参与临时治安委员会的民众发放枪支时，由于走火，其父冯程南左胸被子弹打伤，幸亏上衣口袋里一个铝质的名片盒挡了一下，才使他幸免于难。

　　“为了便于识别，委员会的成员都在左臂佩戴了一个袖章。他们在贵阳市沿街的每户人家门前都安了一盏电灯，便于市民夜间出行和晚上组织巡查。”冯济泉说，“他们主要的任务是保护桥梁、工厂等设施。”

　　“那段时间父亲异乎寻常的忙碌，既要打理生意上的事情、又要去市商会办公，最主要的还是忙临时治安委员会里的事情。由于国民党狗急跳墙，许多进步人士都被秘密地暗杀了。有好几天父亲都没有回家，我们不由得为他的安全担心”冯济泉说。

　　11月14日上午8时左右，国民党军89军刘博隆部的一辆美式军用小吉普从三桥开到小宅吉“半日山庄”门前。几位军人从山庄里拥出一位手持拐杖的老人，军人一边说什么“刘军长请你开会”，一边把老人推上车，不等他坐稳，吉普车便绝尘而去。

　　汽车开到二桥转弯塘时，忽然停下，那几位军人又连声嚷道：“车抛锚了，快下！快下！”边说边将老人拉出车外，还不等他站稳，一位绕到他身后的军人竟拔出枪来，并向老人连放数枪。

　　这位不幸被害的老人，就是贵阳知名人士卢焘，这年他57岁。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17军先遣部队还在龙里。国民党军的这一举动，震怒震惊贵阳城。

　　10几个小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遣部队进驻贵阳。贵阳市宣告解放。

　　缝五星红旗迎接解放

　　杨守达等人是最早一批见证解放军入城的市民。

　　11月14号晚上，杨守达组织了十多个同学在中山中学写迎接解放的标语，他们一直忙到了深夜。大约凌晨1点钟，解放军先遣部队经过了中山中学的校门口，大家都显得异常的兴奋。

　　回忆起当初的情形，杨守达老人依旧非常振奋和激动，“因为已经盼望很久，终于盼来了解放军。”

　　事实上，11月14日夜，忙碌的不仅是杨守达。在贵阳市的每一个角落里，迎接解放军的工作都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贵阳市铜像台（今喷水池）和大十字两地，陈职明、冯程南等人召集人力用木板搭起亭子，上面布满彩灯，贴满了宣传标语；肖良汉一家也在抓紧时间印制宣传单；而冯济泉家中的两面五星红旗，也在母亲的努力下成功地赶制了出来。

　　11月15日凌晨，冯程南拿着妻子缝制的一面五星红旗早早地离开家，会同贵阳市商会陈职民等人到龙里迎接解放军。而另一面旗帜，则被冯济泉叔父冯枬拿到油榨街，召集许多进步市民一起等待解放军的到来。

　　“15日那天贵阳街头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电线杆上、墙壁上处处都贴满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欢迎解放军’的口号。许多青年忙碌地在人群中分发传单。”当时，23岁的冯济泉会同国立贵州大学的许多同学，也参与了派发传单的队伍。

　　终于，人潮的那一头传来了震天动地的欢呼声。

　　解放军大部队浩浩荡荡地进入贵阳，“一辆辆装载着枪炮的大卡车缓缓从人群前开过，着装整齐的解放军战士昂首向我们走来。我们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也有许多市民提着水壶，忙着给士兵们倒水喝???战士们不时向人群挥手。”当日，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进驻贵阳，经纪念塔、大南门、大十字，最后到达铜像台。

　　据冯济泉先生回忆，进入贵阳的解放军驻扎在公路上，“他们对市民秋毫未犯，甚至拒绝了人们送去的饭菜。当时我母亲邀请几个在我家门前的解放军战士到屋内吃饭，他们都笑着谢绝了！”冯济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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