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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心”——记报国有成的党员专家、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

2009年07月01日08:00 [我来说两句] [字号: ]

来源:四川在线-四川日报
  他静静仰望着窗外的蓝天,气若游丝,已经说不出话,唯有痴迷的目光吐露出内心的深情。

  这是最后的仰望吗?

  泪水溢出了他的眼角。

  93岁,漫长而又短暂。为中国的战鹰装上一颗“中国心”,这个目标就像穿越一个世纪的火焰燃烧了他全部的生命。


  回首来路,他没有亲手收获果实,他用一辈子种下一棵参天大树;他没有亲手捧得鲜花,他用一辈子披荆斩棘、点火拓荒;他没有骄人的光环,他用一辈子托举起一代后来者的臂膀。

  吴大观,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以他赤热的“中国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无限辽阔的天空……

  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艰难而悲壮的起飞线上,他是力挺千钧、勇往直前的开山脊梁

  上世纪50年代,沈阳东郊一片出没着野兔子的荒草地上,走进一支神秘的队伍,领头的人中有历经战火的少将、大校,有扛着中校军衔的专家,身后是一百多个齐刷刷的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

  担负技术总负责的40岁的吴大观,是这支队伍中唯一见过喷气发动机的人。他和他的战友们面临的将是一条怎样艰难的道路?

  一代发动机决定了一代飞机。吴大观他们在茫茫的夜色中寻找着属于中国航空发动机之路。

  太多的过程,都散落在今天已经看不到的荒草地上,人们能够清晰记忆起的是灯光,吴大观办公室的灯光。

  记忆中还有冬天里的试车,每当这座城市入睡后的夜晚,他们一个个穿着厚厚的棉大衣、戴着棉帽子,坐着敞篷汽车,在哈气成霜的寒风中,向着50公里以外的试车场一路狂奔,试车后的每一次归来都在东方发白的黎明。

  记不得从哪一天开始了,食堂碗里的饭一圈一圈地减少,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碗底。昔日从北京、南京等各名牌大学云集来的活泼可爱的年轻人开始浮肿,他们常常在紧张地运算、试验之后,虚弱地喊着“我们饿”。

  吴大观急了,他和搭档们开始派人满东北跑,为这一百多口子中国搞航空发动机的“宝贝”们搞吃的。终于,他们从黑龙江某部队农场调来了两大车黄豆,从此食堂有了最“高级”的菜——盐水煮黄豆。

  1962年春节,吴大观等又亲自点将,请32名技术骨干聚餐。这是一次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褒奖与激励,在食品极度匮乏的年代,这个有着土豆炖粉条猪肉的“尖子宴会”,至今在已经白发苍苍的亲历者们的记忆中口齿留香。

  依然是U2残骸,依然是计算尺,依然是手摇计算机……

  “什么时候拿出你们的产品来献给党?”吴大观把日思夜想的这句话写在了办公室笔记本的扉页上,他让自己每一天都捧着一颗渴望的心。

  艰辛地探索与劳动,使得这支年轻的中国航空发动机队伍经受了意义深远的磨练,这是一条漫漫长途。后来者们在今天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利用现代交通工具一掠而过,可那时,吴大观和那批年轻人都是用徒步的方式丈量着,开拓着。

  路,终于打开。那是一个个创纪录的闪光足迹。

  1958年,中国第一型喷气式发动机—喷发-1A发动机试制成功,它把歼教-1飞机送上蓝天,飞到了北京。

  1959年,红旗2号喷气式发动机试制成功。

  1969年,中国第一型涡轮喷气发动机—涡喷7甲发动机试制成功。

  1971年,中国第一型涡轮风扇发动机——涡扇5发动机试制成功。

  1978年,中国第一型大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涡扇6发动机试制成功。

  在一个又一个成功后,该是何等喜悦!然而,吴大观一代先驱者们在成功后体验更多的是悲壮。

  由于种种原因,所有这些发动机在当时都没有实现定型装备部队,最终下马。

  一台发动机带走的是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的心血,一代人的奋斗。无论什么原因的下马,都像宇宙黑洞一样不知吞噬了多少曾经灿烂的光线。

  悲壮深深烙在吴大观的心里。然而,他的伟大正是在这远离鲜花、掌声、聚光灯的悲壮中寂寞而坚韧地前行。

  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不研制出自己的发动机,死不瞑目!”

  他曾为攻克下“气冷空心叶片”这项发动机的尖端技术与一位同行打赌:“谁研制不出来,谁的脑袋就挂在研究所门口!”

  他一遍又一遍大声疾呼:“发动机要重视预研,要像吃苹果一样嘴里吃一个,手里拿一个,眼里看一个。”

  他在西安航空发动机厂主持英国斯贝发动机专利仿制工作期间,着眼吃透技术,为我所用,从全国有关研究院所的重要岗位选派力量赴英参加试车,从而带动了我国高空试验台、震荡燃烧等一系列尖端技术的发展。他还采集回来上百吨英国培训技术资料,全部翻译成中文,出版了11本文献,对全行业发动机的研制技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5年12月,他与另外8名专家给中央写信,力陈独立自主解决飞机“心脏病”的重要,建议以国外先进技术为基础自行研制大推力发动机,从而催生了中国“太行”发动机的诞生。今天,由“太行”发动机装备的战鹰已经冲上蓝天。

  晚年,他在担任航空部科技委常委期间,用6年时间主持编制了中国第一部航空发动机研制国军标,使发动机研制从此有章可循。

  吴大观的目光永远在前方。

  或许,在时下某种价值观的视角里,吴大观有些悲剧。他从未在自己的手上拿到过奖项,一辈子的最高职务仅是副局级,甚至连世人仰慕的院士都不是。

  但是,他的伟大与贡献全与此无关。

  他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的人,他是后来者的天梯,他是院士的老师。

  吴大观收获的是一个世纪的中国人的骄傲。

  在一代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漫漫征途中,他永远怀揣着一颗 “航空报国”的赤子之心

  1942年,吴大观从西南联大航空系毕业,带着新婚的妻子去了贵州大山里一个叫大定的地方,这里有国民党出资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发动机修理厂,这个条件艰苦、只有一百多人的小工厂,却有8位从英国、美国回来的留学生,“航空报国”之信念,是一代中国人的梦。

  吴大观被授予国民党少尉军衔。两年后,他舍妻别子受派前往美国接受培训,先后在莱康明航空发动机厂、普·惠航空发动机公司等处学习。这期间,他不仅进一步掌握了活塞式发动机的技术,还第一次了解了喷气式发动机。

  3年后,吴大观踌躇满志,回到祖国。

  然而,迎接他的是已经分崩离析的国民党政府在航空界所呈现的惊人腐败,工厂无力为继,当年的航空志士们已各奔东西。

  “航空救国”梦破了。

  吴大观进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做了一名讲师。

  一颗渴望为祖国的强盛插上翅膀的心是不会沉沦的。面对现实的黑暗,吴大观成为学校罢课、罢教、反内战、反饥饿活动的先锋,并担任了教师联合会主席。他最终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

  “吴先生,想不想去解放区啊?”一位助教问他。

  “解放区!呵,太好了!我早就想去了!”他又惊又喜。

  年轻的助教笑了。他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那个暑期,吴大观扮作一个照相馆的小老板,由原名“吴蔚生”改为吴大观,带着妻子华国和出生不满一岁的女儿,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一路辗转来到了当时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石家庄。

  多明亮的天!多红的太阳!还有那位年轻而精神的聂荣臻司令员,他像个老朋友一样同他握手,邀请他们全家吃羊肉火锅。

  1951年,新中国航空工业局正式成立,吴大观和飞机设计师徐舜寿分别担任了发动机处和飞机处处长。

  “不做大官,要做大事。”这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深深信奉的格言。吴大观和徐舜寿一起向局里打报告,请求离开北京机关,到沈阳去,到一线去。

  火车飞跑着,载着一颗颗比火车更急切的心。沈阳到了,那片出没着野兔子的荒草地到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吴大观以“走资派”和“特务”的双重罪名被关押批斗。

  迷茫,无边无际的迷茫……

  还记得那些笑容吗?20年前聂荣臻司令员的笑容,一个个八路军同志的笑容,真诚,清澈,见到心底。有这样笑容的共产党人,怎么会做坏事?!

  蓦然间,他的心晴朗了。

  他通过看守他的一位善良的老工人把技术书偷偷带进“牛棚”,白天刷厕所,晚上看书,画图没有纸,就用手纸和旧报纸,画好了,夹在床上的草垫里。

  “文革”终于过去了。他们笑了。因为,他们一直坚信,那些做坏事的人不代表共产党。

  吴大观重新回到了发动机的世界。他开始和时间赛跑。

  他拖着一只失明的左眼和仅剩0.3视力的右眼,每天早晨7点前就到办公室,晚上11点才离开。

  引进斯贝发动机期间,进行150小时定型持久试车时,英国专家组织两班倒,63岁的他却一个人顶两班,发烧到39摄氏度仍不下岗。

  晚年的他,视力更差,路都看不清楚,就由老伴打着手电筒,每天早晨7点前把他送到办公室,晚上再由秘书把他送回家。后来,老伴走不动了,就由家里的保姆继续送他出门。

  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鲜红党旗下,他把信念、忠诚与爱洒满祖国的万里长空

  这一天,是2009年元旦。下午,吴大观早早坐在电视机前,他拉拉老伴的手:“华国,我们都老了,自然规律。如果我走在前,有些事你要帮我做到。”

  94岁的老伴温柔地望着他:“你说吧。”

  他慢慢道来,一口暖融融的江苏镇江老家的乡音,像66年前他们在谈恋爱。

  “第一,若有情况,不做任何治疗,不要浪费国家的医药费。

  第二,后事一切从简。

  第三,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第四,代我把积蓄的10万元钱交最后一次党费,剩下的一半留给你生活……”

  老伴认真点点头:“我一定照办,决不含糊!”

  吴大观抬起手,轻轻抚摸着老伴稀疏花白的发丝。半个多世纪的患难夫妻,两颗心早就长到一起了。

  生活在精神世界的人,是超然于物外的。走进吴大观的家,每一个人都会为这个清贫如一张褪了色的老照片的家感到震撼。

  刷着半截白灰半截油漆的老墙,吊着一根老式日光灯的天花板,一张可以折叠的简陋饭桌,磨白了皮的破沙发,一排用当年从沈阳搬家过来的包装箱打的衣柜,衣柜里最好的一件衣服,是有4个口袋穿了40多年的涤卡中山装,他把它称为“常委”。

  “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

  “希望工程”,他捐款;南太平洋海啸,他捐款;四川抗震救灾,他捐款;身边的同事朋友有困难,他更是倾囊而出;及至家中的保姆生病住院,他全部买单。

  给予的人生是多么快乐的人生。可是,他老了,要走了,他还能拿什么给予?

  在他走后,家人把这些心得日记和学习笔记总共56本,全部交给了组织,这是他为党和国家所能做的最后的奉献了。

  2009年2月18日,93岁的吴大观住进医院。搞了一辈子自然科学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

  他拒绝一切治疗。

  “没有用了,不要浪费国家的医药费。把药用到最需要的病人身上吧。”这是他对医护人员说得最多的话。

  因肝区严重腹水,饮食难进,医生给他挂吊瓶输营养液,针头扎进去,他坚决地拔出来。护士等他睡着了再扎针,他醒来,又坚决拔掉。医院考虑请外院的专家为他会诊,他同样拒绝。

  创造伟大事业的人,是不会戚戚于死亡的。死亡对于吴大观,是又一次出发。

  每有领导和同志来看望,他兴奋不已,总有太多的话想说。

  那一天,从事航空发动机的晚辈刘大响、马福安等人来到他的病床前,这些当年他手下的小伙子,现在都是领军的人了。他坐起来急切地拉住他们。

  “吴老,您快躺下。”

  “不,我没有时间了,让我说。”

  “第一,对我们国家的航空事业,我做得很不够,我感到深深有愧。第二,航空发动机太难了,一定要吸取历史教训,按科学规律办事。第三,一定要加强预先研究,要把基础工作打牢。第四,一定要讲真话,千万不要忽悠!一定要把真实情况告诉领导。第五,一定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我国的航空发动机搞上去!”

  他的目光朝向窗外的天空,久久仰望……

  这是2009年3月18日。刚刚过去的夜晚,吴大观一夜无眠。

  抬起头,最后一次仰望天空,他的心乘风而去……伴随着他的是一架架轰鸣着“中国心”的中国战鹰。

  吴大观——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报国有成的党员专家、祖国人民的忠诚儿子,以其毕生的信念与奋斗,将他一颗赤热的“中国心”镌刻在中华民族的百年航空史册,镌刻在祖国的万里长空……

  人民日报记者 鲍丹新华社记者 张严平 孙一曲(据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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