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汤耀国

　　。值此信息化发展一日千里，社会交往交流无缝相连的新时代，加强相应保密措施自无疑义。但一味从紧，未必完全奏效。完善保密手段之前，应首先解决保什么密的问题。

　　笔者常有两种“苦恼”，一是知情权不足，二是保密负担过重。两种苦恼，一个解释：秘密过滥。

　　全国秘密文件一年几百万件，是美国的几十倍。毫不夸张地说，一些“秘密”，其实大半非真秘密，有的是国人皆能知道，有的是国人皆应知道。一些地方干部的一般讲话，实在看不出泄露之会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怎样的损害。

　　秘密过滥，后果有二。欲知而不得者，往往进退失据，手足无措，这一点世人皆知，毋庸多议。

　　鲜有论及的是，秘密滥如汪洋大海，泄密风险亦随之波涛汹涌。涉密者陷于其中，动辄得咎。因法不责众，不可能完全严格“法办”。长此以往，麻痹大意，淹没其中之真秘密，屡被无心泄露。保密和涉密机构亦因战线过长，成本过高，对此防不胜防。

　　可见，秘密过滥反不利于保密。因此，有必要收缩本不必守、也守不住的“阵地”，是为“以退为进”，保密“退”一步，保密与信息公开俱“进”一步。

　　受传统强势保密文化及“斗争”经验影响，信息公开与保密的天平，依然向后者倾斜。在法律体系中，信息公开仅“条例”，保密则有“法”，轻重可见一斑。由思维进入操作层面，一些官员亦多习惯于随意定密以防民、以设威、以自保，而不善于及时公开以利民、以立信、以自强。验诸定密与保密体制，则有标准不清、程序不明、救济不畅等痼疾。一言以蔽之，定密抑或公开，操之在“我”。

　　解决之道，当变为操之在“法”。以法律之强制力，扭转传统定势，既利于国家安全与利益，又保障公民应有之权利。

　　是否定密、密级如何，应有更清晰的标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其他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当有实指。如何定密、如何解密，应有更明确的程序。

　　至为关键的是救济。权力需要监督，权利需要救济。内部涉密人的定密异议，外部不知情人的解密、知情申请，应有通畅渠道输送，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泄密要承担责任，随意定密、堵塞知情渠道，也应承担责任。

　　为此，值得期待的不仅是当前保密法的修订，配套法规的完善，更有信息公开的法阶升级，乃至知情权之入宪。 (来源：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