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神秘攀枝花

　　在这座目前100万人口的城市里，无论讲任何一种方言，攀枝花人都无法判断你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开 | 四川报道

　　1965年，17岁的陕西汉中姑娘何兴萍，来到了川滇交界处大山腹地的一片荒山野岭。

　　这个杳无人烟的地方，因为漫山遍野的攀枝花而刚刚定名。这块蛮荒闭塞的山沟沟，被确定建成西南最大的钢铁基地，作为防御“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战略后方。这就是毛泽东亲自构想的中国大三线建设，“依山、傍水、扎大营”，在中国腹部建起一大批重要的工业项目。

　　何兴萍是最早来到攀枝花的女性之一。这位1963年初中毕业的女孩，之前一直在四川省气象站做报务工作，并自学了气象。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以及建设大三线的号召，让她主动申请来到了“连厕所都没有”的攀枝花。

　　“当时来攀枝花对政治条件的要求很高，所以如果不让谁来，谁就会不高兴，会认为这是党不相信他。当时比别人早来一个月都很骄傲的。”如今已经61岁的何兴萍回忆说，当时传说毛主席说过，“攀枝花建设不好，我睡不好觉”，他们都为自己能来到毛主席最挂念的地方而自豪。

　　此时，数万铁道兵已奉命开进滇川交界的群山之中，成昆铁路开工。京、津、冀、鲁、豫五地的1500辆汽车，满载着设备和物资，日夜兼程行驶在滇川道上。10万建设大军从四面八方云集金沙江畔，安营扎寨。

　　好人好马上三线

　　然而，攀枝花的艰苦仍然超出了何兴萍的想象。当时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座荒山，连树都没有几棵，更不用说其他。曾经到过攀枝花的贺龙描述说，这个地方就是好，飞机来了也不能俯冲。

　　因为没有路，他们就骑马和毛驴，而大部分情况下只能走路；因为没有住房，他们只能搭帐篷、席棚、“干打垒”，席棚就地一搭，即可入住几十个人。

　　这片干旱酷热、人烟稀少的河谷地带，风沙很大，常常在人们吃饭时，一阵风沙铺天盖地袭来，碗里就全是沙土，只能就着干咸菜咽下去。而饮水更加令人头疼，攀枝花矿产丰富，水里的金属含量特别高，对身体危害很大，但人们已顾不得这些，从河沟里挑出来的水放进一些明矾，就成了饮用水。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刚到攀枝花的何兴萍总是有干劲。从事气象工作的她，当时曾为了借一件急用的气象设备，从盐边县一路跑到米易县，往返100多公里山路，而且，当时的攀枝花仍然有狼出没。

　　建设大军大规模进入攀枝花，是在1965年之后。当时，虽然大规模进人条件仍不适宜，但建设的任务已经上来了。先来的人为后来的人建设好席棚和“干打垒”，就这么一批迎接一批。

　　东北的矿务局，武钢、鞍钢的技术人员，河北、新疆、内蒙的建设者⋯⋯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政策号召下，攀枝花得到的是全国支援。“当时进人是个任务。除了政审，还要讲究男女比例。”1965年来到攀枝花的申士林说。

　　战略后方的性质使得当时的攀枝花显得极为神秘。东北杨家仗子矿务局1700多人中，就只有1300多人通过了政审，被送至攀枝花。“工作服一脱，就给送过来了。”同样是在1965年支援三线建设的张海清说。

　　而大部分的建设者都是通过到农村招工的形式募集的。当时的条件是初中文化、20岁以下。原四川南充地区劳动局一位人士介绍说，当年攀枝花招工，凡是家庭成员有历史问题的，在政审时大多会有问题。这位人士保守估计，从1965年到1975年的十年间，从南充地区招工到攀枝花的，至少在4万人以上。

　　一批批的三线建设者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只用了一年多，就完成了需要两三年时间的建设前期准备，实现了通路、通水、通电，解决了临时住房，并开始进行煤矿、铁矿、电厂、水泥厂等基础项目建设。

　　许进不许出

　　“建设攀枝花的目的就是为了防备打仗。”申士林说。

　　在这种背景下，攀枝花的建设管理带有明显的军事化色彩。1965年，中央决定“攀枝花成立特区政府，仿大庆例，政企合一”。

　　而在1966年5月，攀枝花市委决定，将渡口建设指挥部、建设指挥部政治部和市人民委员会的有关机构，根据业务分工，按军事化编制，进行调整，在市委统一领导下，成立渡口总指挥部、政治部和后勤部。

　　1965年，申士林被派到攀枝花时，已经27岁。1964年毕业于西安冶金学院、祖籍河北邯郸的申士林，对大城市充满向往。虽然没能留在西安，但对毕业后被分配到成都工作，他还是满意的。

　　没想到，在成都只待了十几天，冶金部的一纸调令，让申士林来到了比普通村落尚不如的荒山野岭。当时中央提的口号是“献身攀枝花”。

　　来攀枝花之前，申士林早已结婚。但他当时并没有带家属来，从心里讲，他并不想在这里扎根。而那时的政策是“许进不许出”，没人对此有什么异议。

　　申士林回忆说，后来攀枝花条件好一点，有家庭的职工会有独立的住处，但两户人家得共用一个厕所、一个炉灶。他一直觉得这会造成邻里矛盾，因为即便是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并不一样。

　　1965年，申士林的工资是每月55元。那时候，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水平都是如此，这是当时的全国平均工资。而其他学徒就只有每月38元。直到1979年，他们才第一次加工资，也只增加了7元。

　　当时，结婚需要向组织申请，条件是“工作满三年，年龄25岁”。何兴萍的婚事就经过了所有的程序。贺龙在视察攀枝花时指出：“要规定结婚年龄，规定得晚一点。这问题不简单，每年生一万人还了得，一生孩子，要房子、要吃饭、要学校⋯⋯”

　　万吨级大爆破

　　建设攀枝花之苦，不仅仅在于它的蛮荒，许多时候，工程的艰辛超出想象。

　　当年，成昆铁路还没修通，延绵千里的大凉山，成为前往攀枝花的一只“拦路虎”。大批人马及物资、机械，全部要取道云南。为了打通金沙江的水路，清理礁石，工人们被要求在江心湿滑的礁石上打炮眼。

　　“一个浪头过来，稍微站不稳，就会掉进江去。炮弹激起的水珠都有五六十米。”来自云南开源的任永生说，为了清理水道，牺牲的人很多，而直到现在，金沙江仍然是礁石遍布。至于被誉为“铁路奇迹”的成昆铁路，就更是铺满了建设者的血汗。

　　“荣誉”鼓舞着建设者们。曾经震惊西方的攀枝花狮子山万吨大爆破工程，一开始并没有那么浩大，但到了后来，“万吨级的大爆破，争的就是这个名义”。曾经就此写过一本纪实小说的谢自明说。

　　铁道兵和矿山工人靠着铁锤、钢钎，一寸寸地向大山的腹部开凿出一块宽阔的“地下室”，然后依靠新铺的轨道，将上万吨炸药运进山洞，再一包包放好，将山洞口封上。到时只要一按电钮，随着金沙江畔的一声惊雷，整座狮子山就会彻底被掀起。

　　他们就这样开凿了五六年，直至1971年，万吨级的大爆破成功。

　　不要档案，不要关系

　　申士林在1980年终于还是把妻子接到了攀枝花，当时他已经43岁，与老伴两地分居了15年。“那一年，我知道再也不会走了。”

　　申士林放过了一次离开攀枝花的机会。“文革”后，虽然攀枝花依然是许进不许出，但申请离开并非完全不可能。1979年，申士林父亲的一个朋友在老家邯郸地委任职，同意申士林回邯郸工作，并安排了单位。

　　申士林喜出望外，立刻找到领导，申请调离。但领导告诉他，单位正在准备为他升职，而且能够给他的子女解决工作问题，安排在攀钢当工人。申士林犹豫了，“就这么犹豫了一下，事情就算完了。”如今已经72岁的申士林笑着说。

　　1967年从云南开源电厂坐马车来到攀枝花的任永生，也没有离开。当时开源电厂给任永生说的是“借用三年”，等他搬过来，口号已经变成了“扎根攀枝花”。

　　与申士林不同的是，任永生早就确定不可能再离开攀枝花了。他在70年代中期就把家属接来团聚。“80年代，离开攀枝花的人并不在少数，还有到美国去的，有的人为此不要档案、不要关系。”任永生说。

　　任永生记得，1965年攀枝花来了100多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大都是北大、浙大、武大、哈工大等名校的，但没几个最终留下。

　　那时的攀枝花，之所以留不住人，除了艰苦的自然条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教育落后。“有一年，攀钢一个大学生都没考上。”何兴萍说，80年代，很多知识分子走了，为了孩子的教育。

　　手风琴又拉起来了

　　攀枝花建市时只有7户本地人，这个城市80%以上的居民是攀枝花三线建设者以及他们的后代。在这座目前100万人口的城市里，无论讲任何一种方言，攀枝花人都无法判断你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攀枝花市外宣办副主任张海是三线建设者的第二代，在他看来，直到80年代后期，攀枝花才真正有了城市的样子。

　　大部分建设者的第二代都留在了攀枝花，他们要么像张海一样，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回来，要么就是被包分配到父母所在的单位。

　　申士林的四个孩子目前都在攀钢，但他的孙子却到了江苏昆山。第三代的选择越来越多，外边的世界看上去更加精彩。

　　但是，攀枝花自有它的魅力在。太阳眷顾这座美丽的城市，严寒的冬季，这里阳光灿烂，温暖如春，攀枝花成为著名的旅游城市；而攀枝花机场的修建，以及正在施工中的成昆高速，使得交通闭塞、运输不畅的历史渐渐远去。

　　打算定居攀枝花的蔡学伟深有体会，自从90年代末来到攀枝花，经历丰富的他就再也没离开过这里，如今已经十多年了。“我喜欢这里，很舒服。”他说。

　　“空气虽然没有原来好，但比云南开源还是要好很多。”任永生说。现在云南开源已经比不上攀枝花的发展，而退休后的任永生也越来越喜欢这座自己亲手建设的城市。

　　年轻时候的任永生喜欢拉手风琴，自从1967年来到攀枝花，他就再没有拉过，三线建设不允许他们有这等闲情逸致。直到2005年，任永生的手风琴才又拉起来。如今，他与许多原本并不认识的三线建设者，组成了一个业余演奏队，每天，他们都会在荫凉的公园里吹拉弹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