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绝对不可能离开道德，另起炉灶，与道德相平行地建立起一个截然不同的行为规范体系。法律的根本作用，也正是在于遏止不道德行为的泛滥，尽管它不能弘扬道德，但可以起到栅栏将美好的伦理花园保护起来不被坏人践踏的作用。任何法律都是道德的底线，对于道德戒律的严重突破，便是对法律的不同程度的违反

　　苗勇

　　我们是在有着长期封建人治历史的基础上，开始法治国家建设历程的。尽管封建传统的包袱十分沉重，但是，我们也应当辩证地认识到，古代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对于法治国家的建设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历史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谁都无法割断前后社会之间的联系。任何传统文化都有精华和糟粕之分，只能扬弃，而不能简单抛弃。倒洗澡水，只有傻瓜才会把孩子也一并倒掉的。彻底否定了历史文化，其实也就是否定了自己的民族，就会上演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巴比伦文明中断的悲剧。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充满着无数的至今依然散发着灿烂光辉的瑰宝。这些美好的东西，不仅对于科学艺术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样也对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

　　对于这样的判断，也许会有人感到荒唐可笑。因为通常以为，作为中华历史的主流文化儒家学说，乃是长达两千多年封建人治统治的思想基础，是和法治格格不入的。孔子早就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可见，儒家对法的作用并不看好，强调的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重视依靠君子的德行，来进行教化式的统治。儒家的另一本经典著作《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把修身摆到了治理国家的基础位置。然而，即使如此，儒家学说也不是完全否认法律的意义，并且还将德政作为发挥法律作用的保障。孟子就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善德不足以处理国家的政务，只有法令不能够使之自己发生效力，治理国家必须把行善政与行法令结合起来。可见，德和法在儒家学说中，是具有统一性的一面的。昌明国故，融会新知，这样的论述至今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证明了法治的必要性。但是，要知道任何法律都是和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人的法律。首先，制定法律需要人的努力。因此，出台法律的质量如何，就直接和人的素质有关了。正义之法出自正义之士，充满正气的人，方可以制定出正义的法律。正如美国法学家富勒所认为的那样，良法在于法具有内在的道德性，而法的道德性不过是人的道德性的体现。像美国杰出开国元勋们制定的宪法，至今对保障这个国家的公平正义，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相反，如果是龌龊小人在拟订法律，是绝对不会有良法出现的。出自这些邪恶之手的法律，自然是没有不邪恶的。比如二战时期德国法西斯主义者制定的法律，是残杀人类的恶法。

　　至于法的遵守和执行，由于涉及到广泛的群体，更需要道德力量的支持。法律总是以道德为基础的，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法律绝对不可能离开道德，另起炉灶，与道德相平行地建立起一个截然不同的行为规范体系。法律的根本作用，也正是在于遏止不道德行为的泛滥，尽管它不能弘扬道德，但可以起到栅栏将美好的伦理花园保护起来不被坏人践踏的作用。任何法律都是道德的底线，对于道德戒律的严重突破，便是对法律的不同程度的违反。因此，遵守和执行法律，就需要有良好道德修养的人。尽管我们不能说，遵守和执行法律的人一定是有道德的人，但绝对可以这样讲，有道德的人一定是模范遵守和执行法律的人。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落实，需要大量的修养良好的人。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一种人文精神，从而他将其特质界定为“人学”，他还专门将人生分成自然、功利、道德、天地这样四种境界。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说：“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个人？”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哲学，主要指的就是儒家学说。这个学说十分重视个人的修养，作为儒家最重要的经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诠释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即仁、义、礼、信、智。仁是做人的基础，义是做人的气节，礼是做人的文表，信是做人的支柱，智是做人的主导。这些传统的伦理范畴，至今对我们道德修养，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一个人在学习当代科学知识的同时，学习借鉴儒家文化，对于自身道德的修养，作用不可低估。

　　一个接受了传统的优良文化熏陶的人，就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一个传承了历史文化精华的民族，就是一个文明的民族。当儒家文化中具有现实意义的部分，被大家普遍接受了，人人都做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且都自觉地践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整个社会就清风遍野，阳光普照，人人精神爽朗。

　　在这个充满着正义的社会里，何愁没有正义的法律？又怎么会有太多的违法现象出现呢？一个讲道德的人，自然会严格遵守法律。而执法者的品质高尚，无疑是严格执法的最根本的保证。因为，很显然，没有好人，不仅没有好法，也不可能有好的守法和执法。

　　法治建设是人类的事业，所以人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法治建设的成败与否。继承儒家文化的精华部分，提高人的素质，无论对立法，还是对守法和执法，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浙江省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