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面谈到的5位大师相比，东方学家季羡林绝对是个异数。他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那是一个穷乡僻壤。据其自述：“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北方其他省份)穷。专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就是说，季羡林这一粒种子，不幸是像但丁形容的那样，“掉在了岩石缝里”。

　　季羡林的祖父，是个土里刨食的农民，生有3个儿子，因为日子艰难，养不起，把最小的老三送了人。季羡林出生的时候，祖父祖母都已去世，短命，想必和穷愁潦倒有关。祖父祖母死后，家里只剩下当时尚未成年的父亲和一个更小的叔叔，孤苦伶仃，相依为命。兄弟俩房无一间，地无一垅，那日子是什么滋味，概可想见。据说，兄弟俩缺衣少食，经常饿得头晕眼花，四肢无力，有次实在挨不过，偷偷溜去村南大户人家的枣林，捡落在地上的烂枣充饥。季羡林的母亲姓赵，俗称季赵氏，终生连个名字也没捞上，更甭说文化什么的了。

　　季羡林的童年，没有幼儿园，没有书香，没有父爱母教，对于城市、高楼、电灯、娱乐、英雄等等，缺乏起码的想象，唯独对于本能的口腹之欲，情有独钟。晚年季羡林作《我的童年》，他在文章中说：

　　“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子；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举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欢我。我三四岁的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腿就往村里跑(我们家在村外)，跑到奶奶跟前，只见她把手一蜷，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递给我。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胆凤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这白面馒头是她的两个儿子(每家有几十亩地)特别孝敬她的。她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大概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每年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勤之余，可以拣到一小篮麦穗或者谷穗。晚上回家，把篮子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欢喜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了饭以后，我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

　　季羡林小时候，基本上是一个野孩子，野地里疯，野地里长。还有一件事，季羡林自己没说，各家传记也没交代，他小时候出过天花，脸上留下淡而又淡的后遗症，虽然不怎么显形，终归是个缺陷。季羡林四五岁时，由父亲作主，跟一位姓马的先生认了一些字，但这仅仅是第一步，接下去怎么办？既然家里穷得连书本也买不起，当然谈不上供他正规学习，小孩儿有一搭没一搭地晃荡个三年五载，很容易就错过开发的季节，撂荒了。这绝非危言耸听，季羡林有两个小伙伴，一个叫杨狗，另一个叫哑巴小，两人的前途可以参照。当年，三个小娃儿见天在一起玩，浮水、打枣、捉知了、摸虾，快活郎当，形影不离。后来怎么样了呢？杨狗终生务农，老实巴交，一字不识。哑巴小呢，落草当了山大王，练得蹿房越脊，如履平地，本领煞是了得，可惜那是一条不归路，最后一个失手，叫官府捉住，砍了头。季羡林的出路，纵然成不了铤而走险的绿林好汉，也必然是像杨狗那样，当一辈子农民，整日价面朝黄土背朝天。

　　写到这儿，想起一个故事：科学家霍金发育迟，很晚才学会阅读，上学后，在班里的表现十分糟糕，老师觉得他是马尾巴串豆腐——提不起来，同学把他当成讽刺捉弄的对象。霍金12岁时，班上有两个男孩公然用一袋糖果打赌，说他永远不会有出息。同样的道理，倘若当年有人就季羡林的命运打赌，肯定赌他不会成材。

　　季羡林的童年是平凡的，我们左看，右看，横看，竖看，都和大师的潜质相距甚远。但是他后来分明成了大师，响当当的！这说明观察是不到位的。笔者转而想到卡耐基的名言：“人生所能得到的最好财富，就是出生在贫寒之家。”《孟子》亦有言：“生于忧患。”以是观之，季羡林的童年并非一无可取，当他一旦觉悟，昔日的贫穷就会化为奋发的动力，从而受用终生。

　　系列文章“六位同龄大师的童年”至此刊发完毕，下期开始陆续刊发周汝昌先生的系列文章“《红楼梦》关键词”。来源：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