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两位大师——季羡林和任继愈相继辞世。

　　两位大师都是以年逾九十的高龄驾鹤西去的，按照中国传统观念，也算是一件白喜事。

　　但对于那些热爱、敬重他们的人来说，生命的无常仍会激起深深的悲痛与怀念。

　　这并不是杞人忧天。中国科协近日发布了“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分别有43.4%、45.2%和42.0%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当前“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和“一稿多发”现象相当或比较严重，认为“侵占他人成果”现象相当或比较普遍的比例更高达51.2%，过半数的科技工作者表示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至少一种学术不端行为。

　　自己人一般不会埋汰自己人，由科技工作者来陈述自己圈子里的潜规则，应该是可信的。

　　如果说大师的离去是因其可敬、可爱、可赞而让人们悲哀，那么，学术浮躁病、学术造假乱象带给人们的悲哀，则是因为其可耻、可鄙、可恨。

　　诚然，学术评价机制不尽合理，比如有的研究虽然历经数年却未必有成果，因此对论文发表数量的硬性要求就不尽合理，但是，学术评价机制不尽合理根本不能成为学术造假的理由。学术不造假，是研究者的道德底线。

　　真正的大师是什么样的？季羡林精通多种语言，在那个十年中被关进“牛棚”后，利用在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任继愈在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也只有0.6左右的情况下，每天早晨4点起床，一直工作到8点，从事《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那种真做学问的勤勉与坚守，那种做真学问的勇敢与担当，令人慨叹！

　　岁月往矣，斯人去矣，大师的终老令我们悲痛；学术长河流淌至今，污水注入，泡沫成堆，想到大师难常有，更令人悲叹。

　　悲哀复悲哀，学界当如何？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