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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也有涯,学无止境。”很多人将任继愈称作国宝级人物,这种赞美不仅因为他的哲学修为,更因为他如同自己所要求的那样,是一个大写的人。
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少将,保定军校毕业的,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日后走偏了这条道。”
受命建立宗教研究机构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1956年,任继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名教授。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指基督教)有没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后来,毛泽东评价任继愈的文章是“凤毛麟角”。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在这个报告上,毛泽东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让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
任馆长18年,任继愈从未停止对图书的“建设”添砖加瓦。“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
任继愈担任国图馆长后,他认为珍贵的古书不同于文物,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的人可以阅读。1982年,国家召开了古籍整理规划会,整理1000多个项目,唯独没有佛教道教典籍。作为委员之一,任继愈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籍,也需要整理。经过批准之后,设立了项目,并成立了“大藏经编辑局”,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大藏经》作为对比参照,编辑《中华大藏经》。“将9种佛教典籍集于一身,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这部浩大的典籍共107卷,历经十几年才陆续出完,先后有160多人参加了有关工作,他们年龄从20岁到80岁不等,老少不一,工作时间有长有短,但有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尽快整理出版。”
不信教却有两名“偶像”
任继愈不信任何宗教。“信教的人不能研究宗教,也正如马克思说的,跪着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难以保持客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研究,才能做到比较客观 ,既不走样,也不迷信,也不轻率否定。 ”他认为宗教常常是用虚幻的许愿来吸引人,无论进天堂还是上西天都是一种引诱。“人要相信自己,匍匐在偶像下面,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和自由的人。”他对《易经》同样有深入的研究,但也不信任何占卜和预测。他认为,在21世纪科学思想普及的年代,我们的观念不能停留在崇古、迷古的水平上,而应当理解古人为认识世界、追求真理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然而,任继愈也有自己的“偶像”:“我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是鲁迅,一是居里夫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有高尚人格的人。”
对于个人的成就,任继愈认为机遇和大环境很重要,不能都算在个人的账上。任继愈痛恨现代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迷信:假借科学的旗号,歪曲科学的成果,或者利用科学手段为其张目,公开宣扬新的有神论;宣传超物质、超自然的意念能力,自称为神,甚至扬言要把整个人类都度到某个光明的世界中去;加一些科学词语的包装,贩卖伪科学,宣扬地地道道的现代巫术;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幌子,大搞封建迷信活动,把腐朽的算命术叫作预测科学等等。
出任公益广告代言人
2001年,任继愈出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广告代言人。据了解,“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系列广告”分长城篇、敦煌篇、山川篇、建筑篇等。任继愈担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系列广告”之长城篇形象代言人,文案由任继愈亲自审定,画面上天坛、兵马俑、圆明园烘托着巍峨的长城,任继愈的“完美真实地将祖先留下的杰作传给子孙后代,是华夏儿女的责任”的负有使命感的告诫,震撼着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
养心第一养身第二
不像其他的老人总是为自己的健康担惊受怕,任继愈说,不要老是关注自己的身体,顺其自然就好。年轻时他喜欢运动,初中时喜欢打篮球,高中时喜欢打网球,大学时喜欢打乒乓球,并曾经代表北京大学参加乒乓球比赛,他诙谐地说:“球越打越小。”
“养心第一,养身第二;神养第一,药疗第二;自医第一,求医第二。”这是一辈子研究哲学、宗教的任继愈的养生心得。
(原载于2006年第7期《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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