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谈中国外交60年:“小外交”到“大外交”

　　吴建民

　　过去六十年是中国阔步前进的六十年，也是中国外交大发展的六十年。在过去六十年里，我在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外交一线，亲历了中国外交的大发展。回顾中国外交的六十年，我想是否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形势大变化，政策大调整，外交大发展。

　　一、形势大变化

　　过去六十年国际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以为最需要重视的变化是时代变了。

　　20世纪在很长的时间里，世界是在战争中，或者是在战争阴影下度过的。列宁1916年曾经做出一个重要的论断，指出：当时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这个论断为两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二次大战后在亚非拉许多国家所爆发的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所证明是正确的，这个论断对中国革命也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时代也不例外。中国看到时代变化的第一人是邓小平。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会见外宾时曾多次指出：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南北问题)，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我党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论断首次提出：我们的时代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以后，历次党代会均沿用了这个提法。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我党毅然决然把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大转折，不可能有中国后来三十年的大发展。三中全会的公报没有对时代问题做出论述，然而，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却包含一个重大判断，即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将来打不起来，否则中国改革开放的布局就不会是今天这样。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首先发展起来的是沿海地区，可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认为战争迫在眉睫，沿海地区是前线，不发展，等打完仗后再建设。

　　我们再想一想，中国的大发展主要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南方谈话之前，进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十分有限，充其量不过100多亿美元，而今天达到了7000多亿美元。1992年中国GDP为26638.1亿元人民币，2007年增至24.66万亿元人民币，南方谈话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同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请注意南方谈话时国际形势：东欧发生了剧变，苏联已解体。按照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观念，在资本主义大举进攻的时候，应当关上大门，固守阵地。可是邓小平却说：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中国的大门不仅没有关上，而且开得更大了。南方谈话17年以来，中国大发展的实践证明了邓小平的决策是何等英明！这个决策的根据是什么？那就是世界大变化，时代变了。

　　二、政策大调整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这也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永葆青春与活力的根本原因之一。形势变了，政策必须跟着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与时俱进。

　　回顾中国六十年的外交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政策有了很大的调整，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目标变了，从求生存转为求发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施行封锁和禁运，无所不用其极，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爆发了朝鲜战争，我们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一道同美国人进行了激烈的较量，最后在1953年7月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此后，中国周边地区并不安宁。1961年爆发越南战争，这场战争打了十几年。越战期间，中国是越南人民的大后方，我们向越南人民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也有不少中国人在与美国人的较量中血洒战场，长眠在越南。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同美国人进行了激烈斗争，不斗不行，因为这关系到人民共和国的存亡。

　　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最后走向破裂。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了三次武装冲突。苏联在中国边界陈兵百万，人民共和国的生存受到威胁。

　　所以，在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外交的目标是求生存。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党把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外交要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外交的目标从求生存转为求发展，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二)主导思想变了，从“立异”转向“求同”。

　　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多年里，中华民族面临的重大课题是救亡图存。帝国主义国家把中国人踩在脚底下，中华民族要生存下去，我们不接受欺侮，反抗他们的侵略、压迫和剥削。我们起来革命，这就是“立异”，因为不“立异”就只能驯驯服服地当亡国奴。所以，我们奋斗了100多年，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为生存而斗争，当然也是要“立异”，要不然我们就很难存在下去。然而，时代变了，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变了，那主导思想必须跟着变，必须“求同”。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个主题后面是世界各国之间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因此，我们“求同”不是一厢情愿，而是看到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在不断增多的这一现实。

　　胡锦涛主席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庆祝成立60周年的首脑大会上说得好：“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共同的目标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共同的挑战需要我们团结在一起。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

　　(三)外交工作的重点从斗争转向合作。

　　在改革开放前29年，斗争成了外交工作的主导面。同美国斗，同苏联斗，斗的目的是为了生存。我们为斗争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求发展成为我们奋斗的目标时，那就要合作。中国要发展，如何才能发展起来？那必须得开放。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和吸收一切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发展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合作，包括同发达国家的合作。回顾过去六十年中国外交的重大案例，可以看出，我们都是通过合作来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从而推进我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建立在平等、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关系是可以持续的。

　　当然，外交工作的重点从斗争转为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斗争，相反，必要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以中美关系为例，1989年中美关系陷入低谷后，中美之间斗争还是很多的。但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破裂，而是为了更顺畅地发展共同利益，更好地开展合作。

　　 三、外交大发展

　　回顾中国外交过去六十年的历程，是令人振奋的，特别是像我们这些亲历了外交大发展的人，感受更为深切。中国外交六十年大发展，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不是短期的，而是可持续的。中国外交的大发展在中国外交四个大板块中均有充分的表现。这四大板块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推进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平台。

　　(一)大国关系

　　过去的六十年里，我国与世界各主要大国的关系都有巨大的改善和发展。

　　中美关系：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建交，到今年1月是三十周年。中美关系大发展是建交前那些对中美关系持最乐观态度的人也没有料到的。1979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为24.5亿美元，2007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达到3021亿美元；1979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不足1000人，而2007年猛增为67723人；1979年中国基本上没有赴美游客，2007年猛增近3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以来，美国政府先后经历了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五任总统。他们中既有民主党，也有共和党。尽管在五任总统就任初期，中美关系出现过一段短暂的不稳定时期，但过了之后，中美关系又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两国之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正如胡锦涛主席多次指出的，中美之间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中美关系的大发展就是在美国国内两党的共识和中美两国之间的共识基础上实现的。

　　中俄关系：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苏关系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可以说是结盟十年，对抗三十年，睦邻友好十九年。中俄双方都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双方都认识到结盟不可取，对抗也不可取，可取的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89年中俄关系正常化后，中俄经济贸易关系有较大发展，1990年，两国贸易总额达到42亿美元，2007年高达481.65亿美元。可以说现在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中日关系：中日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总的发展是比较好的。去年是邓小平访日三十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三十周年。1978年中日贸易额66亿美元，2007年高达2360亿美元。

　　当然中日关系也经历过曲折，从2001年到2006年，中日之间的政治僵冷持续了五年。由于双方共同努力，僵冷的局面已经结束。中日关系回到了正常发展轨道，处在新的起点上。中日双方都对战略互惠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充满了信心。

　　中欧关系：过去六十年中欧关系的发展是巨大的。1978年中欧贸易总额46.89亿美元，2007年达到3561.5亿美元，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尽管双方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分歧不少，经常出现一些争论。但中欧在政治领域的合作也在发展，双方在一些敏感问题如人权领域的对话增多，了解加深。双方在贸易领域的摩擦增多，根本原因是双方的贸易额在迅速增长，而欧盟内部保护主义的倾向抬头。上述问题的存在并不影响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大趋势。

　　中印关系：尽管边界问题尚未解决，但是双方在国际政治领域合作持续发展，经贸合作快速增长。1978年中印双边贸易额仅为250万美元，2007年高达390亿美元。中印是两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相互之间的共同点很多，双方都认识到中印两国有一切理由使得双方在各个领域合作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

　　(二)周边关系

　　过去六十年我们与周边邻国的合作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我国与邻国的关系从睦邻走向了伙伴，而且伙伴关系的基础越来越巩固。就拿东南亚国家联盟为例，1978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仅为8.59亿，2007年猛增到2025.5亿美元。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有巨额的逆差，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给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三)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突飞猛进

　　中国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历史上有着共同的遭遇，今天又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共同课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历来都是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的。然而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很有限，我们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还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上。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这就为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就拿我国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为例，1978年中国与整个非洲国家的贸易额仅为7.65亿美元，然而2007年猛增到735.7亿美元。1978年我国与拉丁美洲贸易额为7.3亿美元，2007年突破1000亿美元。

　　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在这股大潮的推动下，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快速增长，双方都认识到，经贸领域目前所取得的进展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还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四)多边外交

　　六十年来，中国的多边外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首先，我们对多边外交重视程度上升。随着世界的变化，国际力量的对比在发生变化，现存的国际体系需要改革。如何进行改革？显然改革不能由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说了算，改革要大家参与，必须在多边框架下进行。因此，我们对多边外交的参与从局部走向了全面。就拿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例，在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是不认同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变化，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迄今我们已派出了1万人，参加16项维和行动，是安理会“五常”中派出部队最多的国家之一。

　　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在多边外交中的作用也在上升。过去国际上有不少问题人们根本不征求中国人的意见，我们也不愿意发表意见，觉得与我关系不大。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中国与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互依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因此，世界要求中国在多边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也乐于在这个过程中尽到自己的责任。朝核六方会谈就是由中国倡议得以进行的，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赞扬。

　　总之，过去这六十年中国外交的大发展为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已经从“小外交”走上了“大外交”，从政治外交扩展到经济、金融、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军事外交，中国的人民外交和公共外交也越来越活跃。中国外交的舞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阔；中国外交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中国人民对外交的关注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中国外交真的是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我国六十年外交上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距离我们要达到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就世界而言，胡锦涛主席2005年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上郑重地提出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当然，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和谐的因素，要克服这些不和谐因素，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给中国外交提供了巨大的工作空间。我相信，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经过外交战线上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并且能一步一步接近人类所向往的“和谐世界”。

　　(作者为外交学院原院长、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