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复社会型犯罪风险上升

　　以自杀式杀戮来结束生命的人，都不满意自己的生活，性格上都是自私和张扬的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葛江涛 | 北京报道

　　在南京大学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童星眼中，张云良在成都所实施的是典型的“报复社会型犯罪”。

　　“预谋性和突发性，手段简单，行为外露，作案时间短，行为疯狂。”在童星交付给江苏省委、省政府的《“十一五”期间江苏面临的报复社会型风险及其对策》中，报复社会型犯罪一共有5个行为特点，“观察成都公交车纵火案可以发现，几乎全部满足这些条件。”

　　他的结论是，在“十一五”期间，江苏面临的投毒、杀人、爆炸、劫持等报复社会型犯罪风险将增大，而这种犯罪的一个最大特征是：报复者的异乡人身份比较明显。

　　在研究者看来，这也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

　　对于纵火者张云良的心理动机，本刊还采访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谨。李教授曾在马加爵、邱兴华伏法前对他们进行了心理测试。而这一次，她只能通过第三者的描述来分析。

　　在她看来，促使张云良采取自杀式杀戮，报复社会的心理是炸药。“导火索只是刺激，而炸药则是人的心理问题。只要炸药存在，很多小事都会成为导火索，最后导致爆发。”

　　什么都不成，又不甘于失败

　　从目前了解到的信息，李玫谨认为张云良与邱兴华更为相似，“他们都曾经是聪明的人，年轻时有想法，被周围人看好。”

　　媒体的报道勾画出，张云良是个聪明而自负的人。比如年轻时的“丢表事件”，张的举动只是想表现自己的聪明和警方的无能。

　　在事业受挫之后，“他表现给别人的是吃喝嫖赌，但这掩盖不住他的孤独。虚荣、要强和要面子害了他。”李玫谨说，这与邱兴华的情况类似。

　　邱兴华把地低价卖掉后发现地很值钱，养鱼的时候发大水，承包工程的时候又有工人受伤，“最后什么都不成，又不甘于失败。”

　　在李玫谨看来，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一个疑问：这样一个62岁的老人，为什么有家不回，“他受不了在老家的不风光”。

　　恰恰张云良又生活在一个人与人的差距不断拉大的时代。童星认为，这体现了报复社会型犯罪风险增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因素。

　　差距给了很多有“想法”的人更大的压力，张云良就是其中之一，报复社会的心理可能由此而生。

　　“他们一遇到时机就可能挑起事端，并且不计后果。”童星说，暴力就此成为最佳选择，“这样他们的心理就得到了‘平衡’，就从治安事件给社会或他人的危害后果中得到满足。”

　　按照这个逻辑，带一桶汽油上公交车点燃和在公交车上因为琐事与人发生强烈冲突，其根本原因可能是相同的。

　　“当一个人感到愤怒或受挫的时候，通常会对使自己不快的人表现出攻击性。”童星说，而当无法接近这个令他不愉快的根源时，就会将愤怒发泄到其他替代物上。

　　当个体承受没有明确指向的社会压力时，他向社会发泄就显得“理所应当”。

　　童星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个人所遭遇到的一件偶发事件，都可能激发聚积已久的被剥夺感、挫折感，从而产生报复社会的想法或者行动。

　　社会的压力不仅来自于经济问题。

　　李玫谨告诉记者，马加爵在大三就买了台二手电脑，上网后看到一些平时接触不到的东西，比如关于性的内容，生理的冲动让他有了尝试的想法，“被同宿舍的人发现后，这个来自传统家庭的人觉得再也没有办法面对，他只有杀人。”

　　就像一种怪病

　　不过在李玫谨看来，近年出现的极端报复社会事件，虽然与社会背景和经济压力有关，“主要还是个人心理问题，属个案，就像一种怪病。”

　　她说，以自杀式杀戮来结束生命的人，都不满意自己的生活，性格上都是自私和张扬的。在类似案件中，即使身边的人提前发现问题，也很难解决，“他们都是自己不想活了，结果还连带把别人也害了。”

　　此前，有舆论认为，应注重对该类人群的心理辅导。对此，李玫谨觉得作用有限。“人们对心理咨询的期待太高了，有句话叫‘救急不救穷’，人在急难时可以帮，但如果自己没有能力，那是没法帮的。”

　　她解释说，张云良已经62岁，所有性格及心理特征稳定，一旦打算危害社会就是最可怕的。

　　李玫谨觉得，张云良的自杀式杀戮符合他的性格，“以特别大的声势来结束自己”。

　　但她心中仍有疑问：张和家人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成都市是否还有他的朋友或者可信赖的人？“一个人生活，甚至身边连条狗都没有，这样肯定会出事情。”

　　对于日益增大的报复社会型犯罪风险，童星向江苏省决策者的最主要建议仍是，尽量讲求社会公平，缩小社会差距，同时健全社会支持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