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学术界的泰斗人物季羡林先生去世。一时间，新闻媒体上的哀悼文章接踵而至，媒体的这种聚焦似乎显示出老人生前显赫的地位。

　　与季老先生一同去世的，还有另一位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任继愈先生。尽管媒体将主要的注意力都投向了季羡林，而相对冷落了任继愈，但这对于我们却显得毫不重要。

　　就学问功底而言，季羡林在印度古代语言等方面的造诣，那确实是令人叹服，而任继愈在佛教典籍上的功夫，也算是惊人得很。当然，在任继愈的学术作品中，一会儿是唯物主义，一会儿是唯心主义，有人可能会对此心存鄙薄。但公允地说，季羡林所发明的文化发展规律，即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并不会因此而显得高明多少。在思想性上，其实很难说哪个更好。

　　尽管思想水准评价各异，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给两位先生冠以思想家的头衔，肯定是外行人做的事。至于称呼“国学大师”，更是不靠谱。季羡林擅长印度古代语言甚于自家的“国学”，而任继愈会认为自己搞的是哲学，说他搞国学，他大概会认为降低了他的水准。但无论如何，两位先生经历过那种有足够的氛围坐冷板凳的年代，凭着自身的刻苦而积聚了深厚的学术功底，从而在他们的时代里出类拔萃，也取得了学术上的非凡成就。就此而言，我们作为后学者表达出为他们的去世而感到痛心，这是毫不打折扣的。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哀悼两位先生，需要期待的是什么？

　　既然在我们看来，两位先生在学界中的影响不相上下，那么媒体就没有理由对他们的去世，表现出这么具有强烈反差的一冷一热。然而，这其实并不是媒体做出的选择，媒体仅仅只是跟进而已。因为季羡林住进了301，国家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去看望他。这就意味着他成为了知识分子的样板，国家领导人看望他，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在“关心知识分子”和“重视知识”。由此可见，媒体就没有理由不关注他的去世，但这并不意味着，季羡林会比任继愈更靠近权力。我们的哀悼，恰恰无关乎他们与权力的关系，而在于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在学问上所表现出的功底与成就。我们期待的是，知识分子的地位不需要根据与权力的关系来得到说明，更不需要通过树立样板来达到某种效果。

　　我不大喜欢说，季羡林先生的去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因为一个时代的结束，是意味着有另一个时代的开端，而我恰恰看不出那另一个到来的时代。

　　就知识分子本身的定位而言，既不在于要获得权力的拉拢，亦不至于要与权力划清界限。而如今的现状恰恰是，知识分子如果不打算与权力越靠越近，就不得不在高校中立足而变得越来越学院化。与权力纠缠不休的就不用说了，而在高校的官僚化体制中，教授们的名声也越来越差了，更指望不上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尊重。随着权力决策的日趋技术化，某些掌握技术的知识分子，或许还有被权力所看重的可能，但有谁还懂得尊重人文学者的价值？

　　一个样板的倒下，必有另一个样板的重新树立。就此而言，季羡林先生的时代，还远未成为过去。如果有一天，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对于人文学者的价值，不需要通过树立样板来说明，这才称得上是另一个时代开端了。这也正是我们在哀悼的同时，所作出的期待。

　　（方非，作者系四川大学哲学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