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北京时间上午9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以九八耄耋之年得以寿终，让人悲恸之余略为欣慰。

　　但季老的离去也不是没有留下遗憾。且不说去年沸沸扬扬的藏画风波尚无下文，季老晚年仍笔耕不辍，思考不止，想必还有很多想法未能公之于世。

　　联系前段时间季老提出关于振兴国学的四点意见（即外界所说“季四点”），可以想见，晚年季羡林先生十分关注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期望在振兴国学方面做点自己的贡献。我以为，除了季老在东方学领域的学术贡献，这一点恐怕也当视作季羡林先生的“学术遗愿”。从东方学到“大国学”，季老的学术理路十分清晰，而这似乎尚未得到外界必要的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季老早年求学于德国哥廷根大学，学的却是偏僻冷门的印度学，研究梵文、巴利文。负笈西土，学的却是东方学，这本来就是比较罕见的事情。虽说这和季老当年受到业师陈寅恪先生的影响有关，却也为他一生寂寞的学术道路埋下了伏笔。归国之后，季羡林被聘为北大教授，并创建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1949年以后，北大东语系一度红火兴旺，师生总数居全校之首。然而，这样的辉煌时光并不长久，历经“文革”劫余，季老所擅长的印度学研究和东语系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据钱文忠说：“一直到今天，季先生还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释读吐火罗语本身的学者。”该领域学术人才凋零，由此或可见一斑。

　　话说回来，这一领域本来就十分冷僻。当年季羡林先生拜在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门下，乃教授唯一的听课者。后来瓦尔德施米特应征从军，原已退休的西克教授走上讲台，教的仍然是他一个中国学生。正是通过这样的学习，季羡林先生为东方学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带来了一颗珍贵的种子。季先生在德国所学到的知识，笼统而言，其实就是以西方人文学科的理念，用于东方文化的研究。季老求学于西方，而致力于东方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要为本土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延续开出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虽然是孤独的，却也是辉煌的。

　　以季老的学术底蕴，不仅可以在印度学及中外古代文化交流领域走得更远，而且能够在西方学术系统之外，进一步确立东方学的文化本位。不过，由于时代的原因，正如钱文忠所述：“季先生无奈地放弃了在德国已经打下极好基础、具有极高起点的本行研究，被迫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以及翻译工作上。”或许因祸得福，由于季羡林先生后来专注于该领域，必然涉及中国中古历史及传统文化，本身具有一定国学基础（在今日或可称为“深厚”了）的季老，定然对中华传统文化本身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所以，行至晚年，季老把心思放在振兴国学上，并非唐突之举。这一来和季老的研究领域有关，二者恐怕也是有感于国学衰落，日薄西山。从东方学到国学，这显然是水到渠成的学术理路。何况东方学本身就包括中国的国学在内，国学属于东方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时人或谓季羡林先生为“国学大师”，这虽说是误认；对季老本人而言，他的学术和思考兴趣发生这样的转移，却并不突兀。至于从国学（通常所谓国学其实指的是“汉学”）再到把藏族文化、伊斯兰文化等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囊括在内的大国学，更非一时性起之举。这证明，季老临终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已臻成熟，对其一生的学术追求也有了更为深刻的洞察。遗憾的是，季老还没来得及把这一最新的理念和思考完整表述出来，就离开了人世。

　　从季老一生所追求和思考的学术方向来看，他最终把眼光落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振兴上面。这或许表明，季老深深感到，在西学兴起，进而占据了主流学术话语舞台之时，如若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就此沦失，对整个世界文明而言并非福音。

　　季羡林先生曾说：“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先启后的责任感。”季先生正是用一辈子的时间，试图从西方取得“真经”，并于中西文化剧烈冲突中寂寞前行。他所告诉世人的、留给这个世界的宝贵经验，或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