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先生晚年发表过一些关于国学的见解，写过一些讨论国学的文章，甚至提出过“大国学”的概念。但他关于“天人合一”的发现等等，确是无法跟“大师”二字联系起来。

　　隆重的追悼会开过，季羡林先生应该可以安心去了。

　　我并不认为这顶帽子高过季先生本人的成就。通过这几天的媒体报道，没有读过他的书的人也都知道了，他在印度古文字学、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方面的研究高度，无人可以企及。他的确是一位大师级的学者。但是，如果非要在“大师”前面加上一个限定词的话，那应该是“印度学”而不是“国学”。

　　在两年前出版的《病榻杂记》中，季先生要求摘去“国学大师”、“国宝”、“学术泰斗”三顶帽子。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他的自谦，而是他作为“学术良心”倡导者为此感到不安。他说:“我对（中国）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这段话有两个重点，一是事实，他不曾下过死功夫研究国学；二是动机，他根本就没有当国学大师的兴趣。

　　季先生是成长于上世纪初期的中国学者，那一代学者的国学和西学功底都很深厚。他在推辞“国学大师”高帽时也说，到现在他还能背诵几百首古诗和几十篇古文。单就这一点，已经强过如今很多专业的国学学者了。但是，季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建立在西学的训练之上。他自己多次在文章中说，留学德国十年是他求学的黄金年代，德国人的思维缜密和抽象趣味，都对他研究偏生的学问产生了重要影响。

　　的确，季先生晚年发表过一些关于国学的见解，写过一些讨论国学的文章，甚至提出过“大国学”的概念。媒体还报道出他最后的题词是“弘扬国学，世界和谐”，足见他在弥留之际，如何心系国学。但他关于“天人合一”的发现等等，确是无法跟“大师”二字联系起来。

　　但是，在社会公众看来，“国学大师”的帽子比“印度学大师”更高。学问的研究方向，本无所谓高下，但是媒体需要的是暗合大众心理的称谓。印度学还好，被印度政府授予“荣誉公民”也没什么问题，假如他研究的是日本古文字，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舆论待遇了。

　　因此，媒体比季先生本人更需要“国学大师”的头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媒体普遍高调报道季先生辞帽两年之后，对于他辞世的消息，多家媒体仍然煞有介事地在大标题里加上这个头衔。还有记者去请专家证明，他就是一位“国学大师”。从传播效果看，很难想象它被换成“印度学大师”之后的情况。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研究国学被等同于热爱祖国，弘扬传统文化，甚至扬我国威，研究美国、日本的文化，就有可能是汉奸间谍。研究印度文化，本来也没什么好，但是季先生这样的高寿学者，实在太受人尊敬了，何不移花接木加以征用呢？硬说他是国学大师不就得了。当了国学大师之后，也给他更高的荣誉，更多的好处，说不定他也就半推半就了呢。从辞帽声明看，我相信季先生早就对此看得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