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举行的广东省政府参事决策咨询会上，广东省政府参事曾添贵建议，提高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准入门槛，凡进入珠三角就业的外省农民工必须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逐步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从而控制外来务工人员数量。(7月15日《南方都市报》)

　　其实，给外来人员设学历门槛，称外来人员为低素质人口并不是曾添贵参事的创造性提法。此前广州曾有过“抬高门槛，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的动议，东莞也提出过“提高房租与经营成本转移低素质劳动力、优化人口结构”。而现在，曾参事又进而提出提高农民工学历门槛的建议，这难免不引起舆论的密切关注。

　　笔者承认，提高人口素质是地方发展的重要因素，影响和制约珠三角地区科学发展的问题确实应该解决。但是，发展阻力是多方面的，这并不是外省农民工低素质惹的祸。比如领导班子决策水平、国际大环境、城市发展机遇、环境与资源的矛盾，等等。因此，我对设定外省农民工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门槛，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的说法不敢苟同。提高农民工学历门槛，这不是卸磨杀驴，把低学历农民工扫地出门吗？在我看来，提高学历门槛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的说法存在多重悖论。

　　在讨论人口素质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理清“什么是高素质，什么是低素质”的概念。按照曾参事的说法，高素质似乎专指学历层次、本地人之类。本省人是否一定比外省人素质高的问题暂且不表。其实，真正的人口素质除了学历素质以外，还应该包括道德文明素质、身体素质、科学技术素质、心理素质等方方面面。动辄以“低素质”界定外来人员的人，能标榜自己的素质高吗？

　　毋庸讳言，外来人员，特别是外来农民工学历层次比较低，他们很难解决什么高科技课题。他们也会给城市带来一定的资源矛盾与公共服务问题。但是他们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从事的多数是脏苦累、劳动密集型的基础工作。不仅他们的存在价值不容忽视，而且城市也需要他们。他们需要城市给饭碗，城市也需要他们的奉献。两者相辅相成。

　　因此，在我看来，“低素质农民工”能在珠三角地区就业，实际上是市场双向选择的结果，他们适应并满足了珠三角的发展需要，他们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并不靠什么地方的施舍而生存。如果珠三角不需要他们，不能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不用政府出台规定，提高学历门槛，他们也会卷铺盖走人。而外来人员带来的环境、资源压力是城市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外来农民工为珠三角默默奉献的同时，分享那么一点资源本来就天经地义。当地政府显然不能因此推卸应该承担的责任。曾参事视低学历农民工为必欲去之的障碍，显得不厚道。

　　何况，由于户口、身份壁垒的限制，外省农民工在珠三角地区只能分配到有限的生存权利。这些权利与充满优越感的当地人比起来本来就微不足道。掌握话语权的人不但不带头营造一种尊重外来人员的社会氛围，让他们公平参与公共资源分配，还认定他们阻碍了地方的发展，试图用关紧珠三角大门，用提高学历门槛的不厚道手段逼他们离开曾经洒下汗水与泪水的珠三角地区，这无疑会在他们的心底划下歧视伤痕。

　　一句话，高素质也好，低素质也好；本省户籍人口也好，外省农民工也罢，他们都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共同构筑了和谐的珠三角风景。如果珠三角地区没有适合参事眼中“低素质农民工”的岗位，即使不提高农民工学历门槛，他们也不会厚着脸皮赖在一个养不活自己，没有归属感的地方“喝西北风”。要我说，曾参事有关人口素质高低之说，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伪问题。

　　- 叶祝颐 (来源：四川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