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着200多平方米的"豪宅"，居然还在申请经济适用房！可见，经济适用房弄虚作假的现象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近日，武汉市市长阮成发在一次会议上痛斥了前不久武汉发生的经适房“六连号”事件弄虚作假现象。他坦言这是政府丑闻，自己作为市长连着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他特别强调：事情发生后，有关部门还用“聘用人员”来回避责任，这回避得了吗？这就是政府的责任，是丑闻，是政府的丑闻。(《法制日报》7月15日)

　　这种淋漓尽致的痛斥，毫不留情的反思，让舆论和公众听来感觉很爽很过瘾，尤其是对有关部门用惯见的“聘用人员”回避责任的尖锐批评，说到了公众心坎儿上——因此，舆论对阮市长一片赞誉之声。这确实值得盛赞，舆论至今曝光过这么多丑闻，有几个高官像这样站出来毫不讳言和护短地称“这是政府丑闻”？

　　写这篇文章，并不想继续盛赞阮市长，而是想将批评继续下去。一方面，对“经适房六连号”的丑闻，不能因为市长一两句畅快的痛斥而混淆视线，停留在对“高官痛斥”这种中国特色之政治美学的观赏和审美中，忘记了监督，将揭露丑闻偷换为一场肉麻的赞美。另一方面，市长痛斥政府丑闻，迎合了舆论的道德义愤，却缺乏愿为丑闻承担领导责任的勇气和坦诚。

　　抽象地痛斥政府部门的丑闻，对于地方领导而言并非难事，既树立了政府的形象，又赢得了舆论的掌声。但是，如果领导者没有借此反省，剖析自身与政府丑闻的关系，而作为一个局外人，“置身事外”地进行批评，就让人感觉颇不舒服。

　　在某些“痛斥版本”中，领导者往往显示出置身事外的风格：用激烈的言辞批评自己的下属官员，却小心翼翼而极其巧妙地将自己排除在问题之外。以高高在上的领导身份批评下属的作风涣散和滥用权力，以上级不可触犯的威严将矛头指向下级，而刻意回避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愿把自己置于丑闻中去进行反思，也不愿主动为丑闻承担任何道义责任——这样说，并非说领导要为自己管理辖区内的任何问题承担责任，这种无限责任与其掌握的有限权力是不相称的，对其也是不公平的。只是想说，领导在进行这样的痛斥时，起码不要流露出那种“置身事外”的超然态度，不要装作一切与自己毫无关系。在法律上也许不用负责任，但在道义上却难脱干系。

　　这样置身事外的痛斥，实际炫耀和传递的是一种特权：作为领导，我可以痛斥；身为领导，我可以借痛斥而置身事外，将问题都推给别人。说到底这是一种金蝉脱壳的政治秀。

　　领导痛斥已成为地方治理生态中的一道常见的风景，官员一怒斥，总能赢得无数追捧和掌声，但我不喜欢这样居高临下的痛斥，甚至有点儿反感。真正坦诚的领导痛斥，不应只置身事外地批评下级，应该将自己也置于问题和丑闻中一起反思和批评。自己主政的政府部门暴露出那么大的丑闻，是不是与自己的监管不力有关，是不是源于自己的失察，是不是在制度安排上存在诸多漏洞。甚至，是不是自己的某些行为对下属产生了很不好的暗示？

　　就拿武汉此次的“经适房六连号”丑闻来说，既有调查显示是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串通、勾结社会不法分子，利用管理职权进行权钱交易——为什么有关行业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会这么明目张胆地滥用权力，会这么轻易地逃过监管？这些问题，不能通过抽象的痛斥在含糊其辞中蒙混过去，法律不追问市长，不代表市长可以回避道义上的扪心自问。

　　当然，从法律来讲，直接责任并不在市长，他不必为丑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甚至不需要承担间接责任。但从道义上来说，市长应该跟纳税人、市民和舆论说声对不起。

　　“经适房六连号”丑闻让阮市长连着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这说明他对这起丑闻有着深重的耻感，感觉自己是有责任的。痛斥政府丑闻让人佩服，如果能对丑闻承担道义责任，就更让人佩服。(曹林) (来源：中国青年报)